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

<正>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西方学术界倍受推崇的古典社会学思想家。美国近几十年来兴起的法律和社会学派(Law and Society Movement)将他作为该学派的倡导者,将其著作奉为经典。[1]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论是在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思想家那里,都不乏韦伯的支持者和批评者。[2]不少学者将这种现象归结到韦伯的学术思想,甚至其个人性格中的矛盾性。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概括地介绍其主要的法律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理性化的分析和批判

马克思作为影响后现代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虽然他没有使用过“理性化”或“工具理性”等词语,但他的著作中也蕴涵着对资本主义理性化批判的丰富思想。本文拟从工具理性张扬及其导致的非理性后果,资本主义价值理性的发展和局限,理性化与对内奴役和对外侵略扩张在逻辑上的互补、一致,理性化导致非理性的根源及其解决等方面进行挖掘和梳理,从而与韦伯的理性化思想进行比较,以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批评．对当前的全球化形势有更清醒的理解。     

韦伯论"救赎"与"世界图景"

"救赎"是韦伯探讨宗教与现代性等问题时使用的重要概念,韦伯认为人的救赎需求、救赎的形态和方式取决于其眼中的"世界图景".救赎宗教的有意义的世界图景设定了一种有秩序、有目的的理想世界,解释了世界中苦难与无意义等问题,为超越性的价值提供了支撑,明确了"救赎"的需求和路径,并影响了人格的发展、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但在理性化的过程中,宗教性的世界图景为了保持自身的首尾一贯性而逐渐脱离现世,最终在自行其是的现世价值领域的冲击下和支配现世的工具理性的"铁笼"中丧失了统一人格与提供救赎的功能.韦伯不认可回到宗教性世界图景之中寻求救赎的退路,而是要求人从各个理性化的价值领域中寻找自己的现世救赎.在韦伯的人学预设的基础上,这是意义导向的"人"在现代破碎的世界图景中生活的唯一权宜之计.     

我国基层维稳的理性化运行：语境、问题及路径选择

对基层官员维稳问责力度的不断强化与民众日益凸显的利益诉求的双重交织,导致基层维稳运行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我国基层维稳运行面临着运行成本高昂化、运行行为暴戾化及运行目标短期化困境。建构我国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理性化的有效路径,首先需要改变目前基层政府直管的维稳模式,通过建立小政府的维稳模式实现维稳运行成本的理性化;其次改变基层维稳中的压力型模式,形成有效的激励型维稳运行机制,以此实现维稳运行行为的理性化;最后将基层维稳目标从静态稳定转变为动态稳定,以此实现维稳运行目标的理性化。     

重树理性的司法观念

在司法实践中,理性的现代司法观念具体体现为：无罪推定;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护人权;权利本位;制约公权力;司法官独立判断和亲历;依据依法查明的证据认定事实等。我们在培养人才时需要注重启示司法官自律地将现代司法意识贯穿到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     

关于韦伯理性化理论的评议

"理性"在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可谓是一个核心概念,韦伯正是以西方特有的理性化为角度和发展脉络,历史性考察了西方,以及比较性研究了中国,从而串联成一个壮观丰富的整体。并揭示了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未来发展趋势。本文力图利用有限的知识结合韦伯的其他社会学思想,寻求对理性化理论一个整体系统的认识。     

权力结构理性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总病根"仍然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医治政治体制的弊端,必须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推动权力结构理性化,确保公共权力科学、高效、公正履行职权,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基本路径。本文认为应该从党政关系、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以及建设法治国家等方面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权力结构理性化。     

现时代宗教之存在的合法性批判

现时代是后宗教时代。后宗教时代的宗教及宗教伦理的存在都具有相对于其所赖以存在的时代与历史条件的一般或若干理由 ,亦即合法性或正当性。关于这一合法性的批判性分析 ,应当在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关系基础上 ,进而在科学精神及其发挥和人类精神逻辑的二律背反性质这两个方面深度展开 ,如此才会在现实中更富于解释力。     

我国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理性化建构探析

维稳问责机制的日益强化与公众利益诉求的日益凸显，导致基层维稳运行机制朝着非理性方向发展，正面临着运行成本非理性、运行行为非理性和运行目标非理性的困境。建构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理性化，需要改变目前基层政府直管的维稳模式，实现基层维稳主体的多元化；改变维稳的压力型模式，形成激励型维稳运行机制；扩大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空间，将基层维稳的目标从静态稳定转变为动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