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制度-能力:现代国家建构维度和建构有限国家研究

现代国家体系逐渐形成。全球各个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和路径虽然多样,但最后结果却是殊途同归走向现代国家。在此背景下,走向现代国家需要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支撑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最主要表现就是建立现代国家基本制度,促进国家权力的理性化、规范化与功能分殊化,实现现代社会成长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及良性互动。国家能力的提升要注重国家治理能力的协同与均衡,不仅仅强调国家的强制能力和汲取能力,更要注重公民的权利保障和救济,促进国家吸纳能力的提升,实现国家政治制度化和国家能力现代化。由于国家组织内部的结构性力量与社会结构的区隔,现代国家能力不能无限夸大,现代国家只能是有限能力的国家。     

国家制度建设中社会资本的建构

一、社会资本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近年来,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野中,社会资本正越来越成为-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资本是经过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F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规范.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的是法国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尔.随后在1991年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书中,通过考察意大利的政治民主进程,解释了影响制度绩效,政府绩效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因素,从而确信-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对其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有着非凡的意义.社会资本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要素,那些政府能够有效运行的地区,往往存在许多积极的社团组织,领导人诚实公平,公民彼此信任,社会注重团结参与.所以社会资本的存量的多寡与分布状况,是衡量-个地区政府绩效,社会绩效和社会活力的极为重要的标准.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与分布均衡,政府工作运行效率就高,社会就有效率和活力.反之,社会资本缺乏或分布不均,政府工作运行就效率低下,社会就没有效率和活力.     

论行政问责中的辩证理性

行政问责制度化或曰制度化问责,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重要举措。从逻辑上讲,制度化问责建立在法治化问责基础上,而法治化问责建立在理性化问责基础上。在所有理性思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尤其辩证理性最为可贵。辩证理性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大基本规律和五对范畴,它们与行政问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构成行政问责的思维基础。     

政策决策中的非理性问题与“理性化”的政策

理性并不像理性主义所标榜的那样是万能的,它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在政策活动中也会导致一些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将理性绝对化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因为对什么是理性,怎样思想和行为才是理性的,其理解和回答很难说就是真正理性的,由此出发的政策决策也很难说是理性的。确立科学合理的议事规则,推动法治基础上的宪政才是“理性化”政策决策的根本,也是中国政策决策“理性化”的必然走向。     

论市场经济与公安职能现代化、理性化建设

公安职能现代化和理性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公安机关应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文化要求来建设警察队伍。其建设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政治建警是公安队伍建设的关键;其次,科学建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安队伍建设的根本途径;第三,依法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条件下公安队伍建设基本要求。     

人民的成长与摄政的规范化

现代政治较之古代并未摆脱统治权与其主体分离的事实,使得摄政至今仍不失其必要性。由此,现代民主政治就面临相同而更为复杂之问题：一旦以虚构的人民取代君主,民主国家势必缺乏统一的判断力与行动力,那么,新生人民是否需要摄政以及如何成长？英国对待摄政乃是采行立法,对功能加以理性化。理性化进一步体现为摄政为代表之历史原型。除了要担负起监护人民的摄政职能,代表还须建构和贯彻公共意志。孙中山洞察到“训政”的必要,却失于规范化考虑,仅从政治上层构建人民意志;共产党则扬弃训政为人民意志构建,从下层民众出发,先后担当起社会意志建构、民族意志建构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先锋队,虽不乏波折,却是行进在理性化与规范化的道路之上。     

证明理性化与刑事定罪标准之调整——基于防控司法错误的视角

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我国应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客观地讲,该证明标准在西方确实能最大限度地防控错判无辜的司法错误,同时还可以兼顾错放罪犯的司法错误,但却是以一套科学合理的证明机制为配套的。鉴于我国现实的制度语境,庭审证明标准能否松动不仅在于语词的改换,更在于语境的转换与配套证明机制之完善。     

论行政法对服务型政府的双重构建

服务型政府自2004年首次提出以来,已在执政党和政府的纲领性文件中受到高度强调。十七大报告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部分陈述:"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再次提出"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     

平安建设的理论内涵和机制建设

平安建设的理论内涵,应逻辑地认为是我国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形成的具有向更高目标发展的社会环境之需要,是由政府引导下全社会参与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所搭设的新平台。构建和谐社会状态是平安建设追求的核心目标,而稳定化、秩序化、理性化、和谐化构成了平安建设的基本衡量指标。建立权责一致、权利保障、治安恒定、道德宣化的平安建设承载机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证。     

韦伯官僚制的理性化追求及其困境

韦伯曾命题,作为现代社会的命运,官僚制体现了行政管理的理性化追求。一个要有作为的政治共同体,除了选择官僚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外别无出路。但其代价是引发社会价值紧张。从否定的意义上说,这一价值紧张显示了理性化追求的矛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