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自觉——如何引导党政干部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今年一开春，我接到通知在市（县）新一届领导干部轮训班上讲解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同志在市四大班子所作的《新班子的工作方法》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的开篇是讲坚定信念问题。如何讲好这个具有新要求的老题目呢？经过反复思考，我作了以下安排布局。     

理性与乌托邦视阈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理性与乌托邦既相矛盾,又辩证地统一于现代化实践中。工具理性是乌托邦理想形成的根据,乌托邦理想体现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的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当在理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熊胆纷争能否迎来理性讨论

《本草纲目》载：熊胆的功效是退热、清心、平肝、明目。近来,围绕着熊胆发生的口水战却是高烧不退、剑拔弩张、骂字当家。几番道德和情感博弈之后,很多像张越一样的动物保护人士都意识到,拒绝义愤填膺的情绪化宣泄,研究出代用品,让这个血腥产业从中国消失,才是拯救黑熊的途径。     

社会怨恨与政治宽容——基于全面治理中的关系重建

在国家社会双重转型期,价值差异、利益丧失、社会空间压缩及公共契约消退都导致个体的精神失落,并为社会怨恨的蔓延提供了心理支持.从表面上看,社会怨恨是一种物质不足的精神失落,但是从结构上看,社会怨恨的形成往往来自正义供给的制度不足.这种不足催生了弥漫性的政治不信任,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催生了社会个体间的疏离感,并对社会共同体的融合起到撕裂性作用.社会怨恨遵循差异比较、隐忍和单项作用的过程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公共治理: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社会怨恨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事件,社会怨恨既积极整合社会,又阻碍政府变革.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理性的政府,同样需要成熟的社会.     

冲突与一致：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整合功能研究

利益整合是政党的重要功能，但转型期的阶层分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化加大了共产党进行利益整合的难度。要在各种相分歧和相冲突的利益之间达成共识，形成一致的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应该遵循民主政治的运作逻辑，允许多元文化并存，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寻求不同阶层的利益共同点，从而进行有效的利益整合。     

衢州市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四级联创”

2009年衢州市在江山先行开展美丽乡村创建工作。从2010年起,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衢州市按照"业强、民富、村美、人和"的基本思路,坚持分类指导,整合资源,倾斜政策,增加投入,扎实推进以整乡整线推进为重点的美丽乡村建设。2011年,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衢州市提出全面启动实施美丽乡村"四级联创",即创建美丽     

国地联手强效能 优化服务创和谐

近两年来,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地方税务局积极与区国税局合作整合两家办税资源,大力推行国地税涉税联合办税。目前,已实现联合办税、联合征管基础工作、联合纳税评估、联合日常性检查、联合个体税额核定、联合专业市场税收管理、联合税种管理和联合税收宣传等＂八大联合＂。走出了一条符合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需求之路,形成了国税、地税、地方政府和纳税人多方共赢的局面。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演进

借助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梳理,可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加强党的领导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根本保证,法制化是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基本途径,公共理性的培育是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前提。在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继续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意义深远。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

惩罚性赔偿制度已在立法实践层面达成基本共识,但其理论发展仍然面临深刻的解释困境;一方面与传统民法的"同质补偿"、"损害填补"原则相冲突;另一方面,制度实施中一直遭受"私人执法"的误读,存在着正当性质疑。惩罚性赔偿因袭英美法实用主义的演化路径,难以在公私法划分的法律理论中获得完整、自洽的解释。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研究不应当囿于狭隘的部门法划分,必须深入至社会实践层面考察,并循此规律进行制度设计和立法扩展。     

论智慧城市的“慧”与“惠

<正>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智慧城市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新趋势,许多城市竞相启动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在此过程中,智慧城市逐步异化为城市标签,多数城市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建设,重技术先进性、轻民生实用性,过于注重先进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