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型现代化的工具主义价值之省思

作为新型现代化的人化目标, 现代人格是教育现代化的终极关怀.由于科技功能的过分张扬和工具主义传统的根深蒂固,社会被器物化、教育被功利化.弥合技术和伦理之间鸿沟、促进边际人向现代人转型的应有之念是:实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良性互动,避免陷入专业化陷阱;摆脱工匠式思维定式,以对人的客观实在和价值存在的双重关怀为前提,对现有教育模式进行反思性建构;改变器物教育模式及流水线式人才培养机制,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论歌德对启蒙理性的疏离与超越

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向自然和感性回归观点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歌德的创作表现了对法国启蒙运动理性的疏离;歌德从浪漫到古典的转变又呈现出创作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完成了对法国启蒙理性原则的超越.     

从人的主体性内涵看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真实意义

王传玲在《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撰文认为，科学发展观的践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需要在实践中做哲学层面的分析。在现行科学发展观践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人的主体性的观念变革。     

论司法正义之供需关系及其模式转换

司法正义不是司法操作者的单极正义,它事实上是一个受到供需双方影响的变量。我国应当摒弃＂主体——客体＂式的司法过程设计,转到＂主体——主体＂型的新司法交往模式上来。只有司法过程的参与者均能站在平等的台阶上,才可能实现思辨的充分交流,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进而达到正义观念的价值统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公正理论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公正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从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入手,从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上,在对近20年来我国公正理论研究成果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认为,我国学术界关于公正理论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般性、零散性研究比较多,专门性、系统性研究相对少;更多地集中于对伦理公正、经济公正、社会公正(专指社会学意义)等研究,对政治公正研究相对薄弱;对中西公正思想的梳理性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研究,尤其是创新性研究相对不足;与其他相近概念范畴混同起来的研究十分普遍,紧紧围绕公正展开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抽象性研究较为突出,联系实际研究的成果较为缺乏.因此,关于公正的讨论大有深化和拓展的必要.     

理性之外的第二条道路——浅评萨维尼的《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萨维尼是19世纪德国伟大的罗马法学家、民法学家、历史法学派领袖，其于1814年在与蒂博的论战中发表了举世闻名的《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此文中，萨维尼通过对法典化精彩的辩驳，体现了他法学历史主义的思想，也因此奠定了其在德国历史法学派中的领导地位。     

政府绩效评估相关主体间利益整合机制研究

政府绩效评估活动对于政府工作质量的提高、社会和谐的实现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意义。政府绩效评估的相关主体间利益的差异和冲突则妨碍着评估活动顺利进行。为了保障政府绩效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应该从交流、激励、学习机制等方面整合主体间利益差异。     

参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社会生态考量

当前,中国的社会生态对参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迫切需求,对于参政党的发展是挑战也是机遇.在加强利益整合功能的同时,参政党将会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当前社会生态下发挥参政党利益整合功能,关键在于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和政治支持,在于执政党提供给参政党的政治资源分配;根本在于参政党自身的努力,能充分调动党派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掌握的政治资源发挥到自身能力的最大限度.     

相互印证证明模式下的理性局限——对赵作海案的反思

毋庸置疑,法律是人类理性的结晶和象征,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法中相互印证证明模式就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原则下,而一个个冤假错案的出现,证明了理性思维并不是万能的,理性自身存在固有的局限。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所追求的＂客观真实＂＂实质正义＂,很大程度上是对理性的过度信任,导致了冤假错案的频发,而从新树立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改变现有的证明模式和司法运行结构,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保障整个司法体制的司法正义。     

略论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注重在公共理性和共同“善”观念的基础上, 通过讨论和协商的方式来达成 法律和决策的共识。协商民主以其公共性、平等性、责任性和一致性等特征超越了选举民主的理论 悖论, 并与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相勾连;它通过强调参与、协商和讨论等具体方式而摆脱了选举民 主的在中国所面临的实践困境, 并与党的领导相融洽。因此, 协商民主对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