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因研制生物武器殃及国民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一批解密文件显示，20世纪60年代初，美军在冲绳进行针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生物武器试验。这并非美国首次被爆出研究生物武器，美国生物武器项目始于上世纪40年代，著名试验基地有位于犹他州、处于高度机密的达格威试验场。1969年，尼克松总统正式叫停美国攻击性生物武器研究。美国这20多年的生物武器研究一直备受争议，不仅试验内容不公开不透明，而且对试验对象造成伤害。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与中国的治理策略

近年来，生物威胁事件的增多，全球化和大国冲突性质的变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深度参与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生物试剂与生物武器安全、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安全和传染病生物安全等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以核威胁倡议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治理的总体架构。但从长远来看，生物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仍存在着主权国家之间欠缺政治合作、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机制仍不完善以及国际社会对调查未知生物事件能力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生物安全法》为基础、以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为基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点，推动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深层次发展。     

亚太地区禁止生物武器的进程

亚太地区现在仍存在生物武器扩散的危险.特别是随着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的发展,违禁生产生物武器的可能性比过去增加了.由于生产和获得生物武器要比制造核武器容易得多、生物武器杀伤力巨大以及生产生物战剂的设备难以被发现等因素,恐怖分子将来可能会更愿意选择生物武器作为它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工具.禁止生物武器是国际军控与裁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太地区禁止生物武器的努力是与国际禁止生物武器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威胁：应对与展望

以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术正处于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中,在医疗、农业等诸多领域为人类发展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对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生物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世界大国在应对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的几个共性问题值得重点关注:一是技术发展与技术安全的双重目标难以统筹;二是未知技术安全威胁导致不可避免的法律惩治效力滞后;三是监管的多部门合作需求与权职分工困境;四是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民主审议机制有待加强。由于中国前沿生物技术发展正处于从"跟跑"向"并跑"和部分领域"领跑"转变的关键节点,及时调整"促进"与"规制"前沿生物技术的应对措施已刻不容缓。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的应对必须走到科技的前面去,对安全主体的规制更应走到科学的内部去。唯有在即将出台的国家《生物安全法》引领下全面推进生物技术安全的体制机制建设,逐步完善生物技术安全的法治体系建构,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各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其中,才能确保前沿生物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民。     

当代生物恐怖威胁状况评估与治理路径

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及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大事,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生物安全法》是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应对生物恐怖威胁最有效的法律武器。评估发现,当前反生物恐怖主义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主要是以生物病毒传播、生物武器研制、生物技术滥用为代表的生物恐怖主义风险持续加剧。生物恐怖主义治理路径包括科学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树立积极刑法观在生物安全治理中的正当性;深化开展生物恐怖潜在风险调查排查,统筹建立生物安全威胁能力评估体系;着力提升生物安全监测预警能力,健全完善反生物恐怖情报工作机制;全面提高生物恐怖威胁应急处置能力,推动以联合国为主导的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推动形成维护生物安全的强大合力。     

和平利用生物科技的新挑战及国际法律规制

生物科技是21世纪新一轮科技及产业革命的核心。和平利用生物科技是贯穿生物科技发展全过程的指导性原则。围绕限制军事化与禁止武器化等原则内涵，和平利用生物科技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面临着安全化猜疑与两用性风险日益加大的新挑战。现行国际法律规制虽曾为和平利用生物科技做出过突出贡献，但囿于立法不完善与缺乏核查机制等缺陷，现行规制无法有效应对新挑战的冲击。因此在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的现状下，亟需通过多边谈判，建立完整的公约信任措施，构建有效的核查履约机制，完善立体的法律责任体系。在坚持共同安全的基础上，促进和平利用生物科技的国际合作，推动和平利用生物科技迈入新的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