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变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本文借助＂目的论＂及接受理论,通过对变译中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及影响其主体性发挥的目标语读者及译者自身素质等因素的系统论述,得出译者主体性在变译中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相关因素的制约。为此,译者在变译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翻译的＂目的＂及读者的接受力,而且要提高自身翻译能力,采用灵活的变通手段和变译方法,在译前与读者达成共识,译后与读者达成共鸣。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目的论的真实关系——从马克思对“异化”范畴的三次运用来看

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其与历史目的论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反驳历史目的论的姿态而出场的,典型表现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异化＂范畴的严厉批判。但是进入《资本论》创作时期,马克思却又频繁地正面运用＂异化＂范畴以描述工人状况,重新肯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这一核心术语。马克思后期对这种术语选择的意义十分重大,但却被长期忽视,这就制约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目的论关系问题的理解深度。     

试论主体性原则消融

主体性原则是在反对中世纪宗教哲学上帝创世论中逐步确立起来的，理性原则、目的论原则是其基本特征。一些现代哲学家对此进行了评判，探讨其本真所在。     

翻译目的论概述

目的论把翻译定义为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主要内容有“目的法则”和“忠诚原则”。目的论拓宽了翻译的范围，增加了翻译技巧的适用范围，为译者灵活处理目标文本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把译者从直译的羁绊中解脱了出来。但是目的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引起了其他理论学派的一些批评和争议。     

“目的论”对汉语广告英译时删减策略之诠释

广告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具有极强的商业目的性并有着特殊的文体风格和交际功能。德国功能学派提出的"目的论"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审视翻译活动,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手段,翻译应以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预期功能和目的为首要原则,即目的法则。本文从"目的论"的视角来剖析某些汉语广告英译时的删减策略的必要性和实用性,同时也论证了"目的论"的实用价值以及它对广告翻译的重大指导意义。     

从历史目的论到历史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 ,标志着历史科学的真正确立。它虽然把人的自由和解放当作历史发展的理想 ,但是 ,却远远超出了康德等人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因为它所提出的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 ,一种应当 ,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规律的现实的历史目标。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使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而且是对康德式的历史目的论思维方式的真正扬弃。     

从洞穴喻谈柏拉图的理念论

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柏拉图在他的中期对话中,集中论述了他的理念论思想。本文主要从柏拉图的洞穴喻着手,来分析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     

多次加重犯限缩论

主要基于数行为所综合体现出的行为人反规范的人格一致性,我国刑法分则中共有6个条文规定了多次加重犯。然而,从刑罚配置之责任与预防的关系等角度考量,多次加重犯之法定刑配置在正当性上存在着重大疑问。因此,为了防止司法在适用有瑕疵的立法时产生严重不公,有必要对多次加重犯进行目的论上的限缩。限缩的基本原则是多次行为在客观上对法益造成了严重侵害或危险,在主观上反映了行为人高度的主观恶性。具体而言,在单行为已经具备情节严重的情形时,可以采取"法定 实质考量"规则进行判断。在各个单行为均不具备其他情节严重情形时,在客观要件上可采取"相当规则"和"法定 实质考量"规则进行判断,在主观要件上可以采取类型观点进行判断。     

犯罪论体系：范畴论抑或目的论

刑法中的犯罪论体系,依据其是根据事物本身论理还是根据一定目的而建立,可分为范畴论和目的论。犯罪论体系是范畴论还是目的论,是形式犯罪论与实质犯罪论的原点问题。要解决形式与实质犯罪论这一新的刑法学派之争,必须联系犯罪论体系的范畴论与目的论予以考察。现代刑法提倡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同时,由于刑法法益保护目的的要求,在判断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问题上,它要求由以往形式判断转向从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刑法中的构成要件。这种基于实质可罚性把握的犯罪论体系即为实质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     

构建司法过程中的公共领域——以D区法院陪审制改革为样本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没有明确陪审制的目的,社会对陪审制的作用存在多元期待。陪审制目标多元,导致陪审制功能定位模糊,陪审员角色多元,为法院的目标所置换。陪审制因服务于法院的需要而与社会疏离。因为缺乏目的论的指引,理论研究多滑向移植他国制度或"存在即合理"的两个极端。陪审制的目的应该是"让裁判体现民意"。藉此陪审制的功能应重新确定为:构建司法过程中的公共领域,保障司法的公共理性。为此,必须对陪审制进行以祛除审判权本位主义为重点的制度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