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税收协定体系建构探讨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涉外税收协定体系建构经历了经验积累、探索实践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税收协定体系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在税收协定的全面发展阶段,呈现出税收协定体系尚未全覆盖贸易伙伴国、部分税收协定的内容亟待更新,以及税收协定的争议解决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完善中国涉外税收协定体系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以"一带一路"沿线国为基础,逐步完善中国的涉外税收协定体系;兼顾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保障中国税收权益;更新税收协定的相关条款,促进企业"走出去";修订反避税条款,防止国际逃避税活动;完善相互协商程序,及时解决纳税争议。     

浅析证据的相互印证证明模式

目前我国认定案件事实采用的是印证证明模式,这种模式以相互独立的证据发生重合和交叉为检验证据和案件事实是否真实的依据。然而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不是万能的,它有合理性的同时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当新刑诉颁布后迎来适用上的巨大冲击,使得其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得不有所变革。但在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及追求客观真实理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必将长期存在。     

对《内地与澳门相互认可与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的评析和建议

《内地与澳门相互认可与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是内地与澳门司法协助的一个重要成果。本文侧重从两地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司法制度的角度来分析《安排》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     

检察机关的角色混同与职权优化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既履行监督职责又承担具体的诉讼职能,这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要行使多种职权,承担多样的角色。由于检察机关各项职权之间有本质上的联系又有职能上的差异,使得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某些环节出现角色上的重合。检察机关角色重合在某些环节是合理的,因为这些不同角色之间没有冲突,甚至会相互补充。如有效的侦查监督会及时纠正非法的取证行为,     

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三点新认识

证明存在于诉讼角色独立的两方之间。证明标准是一方说服另一方的最低限度要求,因此证明标准存在于司法审查程序中。同时,由于有罪或无罪的判决结果对控辩双方都有重要意义,所以控诉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设立内部标准来把握案件。当然,由于司法审查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可能有多种,为了更好地实现公正,保护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真正做到在每个诉讼阶段更为严格地对案件进行把关,立法应当确立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由不同的司法人员来把握与适用。     

中俄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现状及其广阔前景

中俄两国是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在经受了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后,中俄两国经贸关系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在中俄政府总理定期会晤制度框架下,建立了两国经济合作对话与协商机制。近年来,中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能源领域的合作日益深化,相互投资不断增加,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全面发展。全面提升贸易质量,扩大贸易规模,增加相互投资,深化能源合作,推动地区间和边境地区经贸合作,加强经济现代化领域合作,将成为中俄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向。     

故意伤害罪司法现状的刑法学分析

我国故意伤害罪(主要是轻伤害)的司法现状相当异常,尤其是定罪率特别高.从刑法学角度来看,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将正当防卫认定为相互斗殴或者防卫过当,进而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二是将相互斗殴造成轻伤害的行为均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三是将仅有暴行故意而没有伤害故意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司法机关应当正确适用刑法关于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规定:在一般性争吵过程中,先动手对他人实施暴力的,属于不法侵害,后动手反击者造成前者轻伤害的,属于正当防卫,而不应当认定为相互斗殴,更不应当认定后动手反击者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防卫行为造成他人轻伤的,不属于“造成重大损害”,不得认定为防卫过当.对于相互斗殴案件,应认定双方承诺了轻伤害;基于被害人承诺的法理,二人间的相互斗殴阻却违法性,其中致人轻伤的行为不成立犯罪.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暴行罪,故意伤害罪不是暴行罪的结果加重犯,行为虽然造成他人轻伤,但行为人仅有暴行故意而没有伤害故意的,不成立故意伤害罪.     

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探索

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也导致我国劳动争议事件的数量较多,特别是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以及整个社会法律体制趋于完善,劳动纠纷事件的处理已经越来越被重视。我国劳动争议问题也日益突出,寻求有效的体系或者制度来更好地处理劳动纠纷,成为目前我国处理劳动争议问题的关键环节。     

刑诉法修改下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

我国刑诉法采取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其功能发挥的程序机制在于全力突破口供,由供到证,以口供作为印证证明的中心,切断犯罪嫌疑人获知其他证据的可能,对口供排除的强烈排斥.刑诉法再修改后,防止非法讯问的程序规范化,律师辩护权利的充分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使相互印证的办案模式面临严重冲击.诉讼证明应当转为由证到供的相互印证,以及时、详细地提审应对审查起诉阶段的对抗化.     

改变“迟来正义”现状的举措——以张高平案件为视角

赵高平案件的曝光,让人们再次反思,为何类似的冤假错案会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一场场悲剧的发生,以一次次的纠错赔偿机制启动的喜剧结束,最终却落得个一场场闹剧。迟来的正义非正义,结合赵高平案件,从司法观念转变、公检法三机关的配合与制约角度进行分析,目的在于避免此类冤案的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