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论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社会建构,其构建会涉及到诸多国际社会性因素,必然是一个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由于国际理念/规范社会化的渐进性、国际社会的多样性以及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阶段性、多样性、反复性的特征。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意义。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主体条件与物质技术条件也会日益完备,有理由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终将实现。     

凝聚起抗击疫情的硬核力量

2020年庚子春节注定是不寻常的,全国人民都投入到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从中央到地方,全社会各行各业都在积极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而奋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需要党和人民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心手相牵、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提高政治站位。     

广州,“老城市新活力”启示

旧城改造在治理中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许多城市治理层面的问题开始显露,包括增长、分化、民生、移民、反恐、防疫等。要想运行好一座现代城市,需要从国家治理的层面,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现代化改造。广东“三旧”改造是国土资源部与广东省开展部省合作,对“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所进行的改造,其直接目的是推进广东作为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省的核心工作。     

面对疫情“大考”,各级法院交出满意答卷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及时、从严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积极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大局。截至2020年2月20日,全国各地法院一审审结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件219件,涉及240人。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更面临着终极考验。综观本次最高人民法院交出的答卷,可以看到,全国法院系统在这场大考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农村青年干部为何留不住——基于社会认同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青年对农村干部这一职业群体社会认同程度在入职前后出现的由高到低转变,导致了其从选择进入农村干部群体到主动从乡镇村岗位中流出,在其中,自我认同、社会及组织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重构自我认同和追逐自尊的过程中,择业青年选择进入农村干部队伍。但由于现代性社会风险的压力,青年在基于追求安全感的自我认同建构中呈现出高度的危机意识和带有焦虑色彩的上进意识,并在职业的稳定性中表现出来。同时,在社会比较、体制内的政策冲突和组织隐性规则下,农村青年干部遭受了群体外部积极性构建失败和群体内部合法性的持续瓦解。在目前,构建农村干部群体的社会意义系统应成为维持农村青年干部稳定性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