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

基于近代中国社会现实所产生的民族复兴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是近代中国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掣肘、渗透,不断发展。民族复兴思潮一定程度上激发、推动了"中国化"观念的形成,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在"民族"观念的新、旧之辨中继续成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民族解放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聚焦协同发力,让城乡共享均衡发展“阳光”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解决城乡、区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日益紧迫。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实现更大突破,文化软实力实现更大提高。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期间,委员们在讨论中纷纷表示,必须落实协调发展理念,加快弥补薄弱环节和滞后领域,促进均衡发展。     

下沉党员,有“画”说!

2020年以来,应城市持续用活“下沉”模式,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为主线,推进“一线征集,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组织晒单、群众评单”的“一线五单”联系服务群众机制,以项目化方式促进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实体化运行为抓手,着力充实社区力量,务求服务群众取得良好效果。     

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复合结构与战略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由中心走向全面，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出发，从“三者有机统一”走向“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民民主也逐渐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的道路，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越来越体现出全面发展的趋势。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人民民主在主体上体现为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复合，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复合结构；在过程上表现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等过程的复合，体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发展人民民主必须注重运用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的全面思维，正确处理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人民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人民民主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     

妨害公务罪之袭警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将袭警行为新增为妨害公务罪第5款并规定从重处罚,一定程度上平息了理论界就是否新增"袭警罪"的纷争,为实现条文间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制范围的明确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在适用过程中,应明确妨害公务罪的主要客体为正在执行的公务行为;对"警察"的理解应不限于被授予警衔的人民警察,公务的"正在执行"也不应局限于严格的上班时间;同时还应结合社会危害性内容,将暴力限制为对警察的人身暴力,其程度应为轻微伤以上,轻伤以下,并且适当考虑暴力的原因。     

架起百姓与立法机关的"连心桥"

2015年7月,上海市虹桥街道办事处等4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正式成立,一种全新的、立足基层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立法的民主立法形式应运而生.6年多来,全国基层立法联系点数量不断增长、工作形式不断创新,架起连接百姓与最高立法机关的"连心桥",推动民主立法、开门立法不断走向深入.     

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制”“治”融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机遇、挑战与总体框架设计

人工智能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能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其将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精准预测公共需求,助推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但人工智能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对现有社会伦理和法律规范产生了冲击,对信息安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而引发社会问题。因此,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的结合是社会治理系统优化的一项庞大工程,需要科学的系统框架,这一框架主要由现代化的治理理念、有利AI健康发展的环境、完善的信息资源体系架构、科学合理的AI技术架构、广泛应用的AI社会治理平台五个部分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