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建设

外省经验 山东宁津：探索建立农村社区组织员制度山东省宁津县向全县304个农村社区分别选派了1名优秀党员干部担任社区组织员。农村社区组织员主要从乡镇机关干部、内退干部、大学生“村官”中选拔,遵守工作例会、集中交办、公开承诺、公开述职、重大事项报告、请销假等10项工作制度。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

近年来,常德市武陵区围绕“真正建成一座宜居、宜游的美丽都市,一片创业兴业的丰腴热土,一个和谐奋进的诗意家园”目标,扎实开展文明创建、社区建设等工作,全力提升幸福指数,为“领跑现代常德,缔造幸福武陵”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临洮县扎实推进在职党员“双重管理”

今年以来,临洮县通过实施在职党员“双重管理”,使机关、企事业单位与社区共建共联,统筹推进文明和谐社区建设。一是建立在职党员登记报到制度。按照“三个摸清”（摸清党员底数、摸清党员的特长、摸清党员居住社区）的要求,对在职党员进行一次全面摸底,登记造册,并及时反馈社区党组织,建立社区在职党员名册和档案,做到不重不漏。     

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六次变迁史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在上海诞生以来,已经走过90年的光辉历程。90年的历史岁月,见证了无数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前仆后继的奋斗历程,见证了从上海开始到北京期间,中共中央所在地几经变更的历史。     

农村社区“两委”关系冲突原因分析——基于一般合约范式

当前农村社区两委关系存在不容忽视的冲突,迫切需要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以便找到应对之策。基于一般合约范式,以安全和效率与民主和自由为双重价值取向,我们认为中国作为后发超大型国家追求现代化所需的强制性合约主导兼顾自愿性合约的农村社区双重管理结构间的冲突是农村社区两委冲突的深层次根本原因。     

交互视域: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生产与流变的逻辑

调解制度,因其具有简易迅捷的解纷方式,能够吸纳国民个别合意的规范集合以及一个具有反思性和柔韧性的社会控制结构,被认为可以较好地适应转型、变动期的社会需要。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主要组织载体和最重要的实践样式,考察其生产与流变的逻辑,探明其成长预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以人民调解委员会发展分期为基本的论述结构,分别阐明各阶段人民调解这一制度在行政场域、社会场域、司法场域、进而在政治场域中的位置及变动;而正是不同场域的话语系统、知识体系以及权威类别,表明了人民调解组织生产及变迁的动力和依据。     

社会管理创新与协商民主的理论契合及实践探索——南京市鼓楼区议事机制调研

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中具有全局性的关键环节,其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具有基础性作用。由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等多方主体参与的社区议事机制是基层治理的创新,也是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在基层落实的有效载体。通过对南京市鼓楼区议事机制的调研,我们发现社会管理创新与协商民主有着内在的理论契合,社区议事机制正是这种默契的外显。议事机制的运行激发了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活力,为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区矛盾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一机制在可资借鉴的同时仍有进一步生长的空间,既取决于其自身的完善,也取决于其他治理要素之间的有机融合。     

明清时期湖南地区社会风俗的变迁

明清时期,湖南社会风俗发生重大变迁。主要原因一是外来移民的增多;其二是商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他们对社会风俗如婚姻、服饰、诉讼之风等产生重大影响。风俗变迁的结果催生了一大批城镇和乡市镇的兴起,加速了湖南与全国各地间商品贸易的联系,昭示着湖南近代化的开端。研究这一时期社会风俗的变迁,有助于认识和了解明清时期湖南的社会及其变迁。     

当前两岸乡村治理的新理念、新阶段和新动向

农村的和谐稳定发展,是整个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大陆和台湾的乡村治理面临着诸多共同的命题和任务。在当前台湾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发展理念已经开始从经济维度转向永续发展,乡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开始从过去的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农会组织面临着去行政化的现实挑战;而大陆乡村治理则在新的形势下面临着总体性的体制转换。需要立足于当下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进一步观察、归纳和提炼其经验教训,以提供理论、实践和政策上的有力支持。     

零违建零攀比零强拆之路——句容市后白镇村庄整理工作的调研

去年以来,后白镇抓住万顷良田建设工程试点和“三新”建设的有利时机,按照“有效集聚潜在资源、有序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要求,将实施万顷良田“整村拆旧”与新社区建设“统一建新”、土地复垦与发展农业园区有机结合,形成了“农地集中、居住集聚、用地集约、效益集显”的“乘数效应”,初步探索出一条以加快农村转型升级、提升农民幸福指数为目标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