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福柯社会理论中的“空间”论述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厄里(John Urry)宣称：“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且空间的缺席尤盛。确实，很长时间以来，社会理论对空间的认识乏善可陈，地理学的想象力似乎在社会理论中蒸发，     

福柯之犯罪思想研究——犯罪的权力分析

在里维埃案件中,我们分不清理性与非理性的明确界限.医生、法官、精神病学家、法学家、教师操持着划分理性与非理性的权力.强奸罪与普通的暴力犯罪有区别吗?是谁为它加上妨害风化的属性?司法程序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病鉴定体现了专家的权力.犯罪是主体试图突破权力之网的尝试,犯罪不是一种非理性,犯罪不是一种癫狂,犯罪是社会中的正常存在.     

话语的编码与辩证法的诞生——福柯对辩证法的理解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比较

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演讲中,试图告别个案性的权力研究,从一般意义上去界定权力关系的实质。在这一目标之下,他以话语分析和权力分析的方式,揭示了辩证法形成的渊源。在福柯看来,曾经处于边缘地位的永恒战争话语在16世纪以历史—政治话语的方式复活,并在发展中被居于统治地位的哲学—政治话语所改造和重置,从而形成了辩证法。辩证法是对战争话语资产阶级化的编码,是资产阶级社会新型权力类型的话语表达。福柯对辩证法的理解有其特殊意义,但他无法从历史规律的意义上去理解辩证法的实质。     

文学的边界——福柯的文学“凝视”及其转折

福柯曾经一度十分迷恋文学,并且也写过大量的文学评论文章。可以说,文学曾经给予福柯极为深刻的启发。尤其是,福柯从巴塔耶、布朗肖那里发现了“异质”、“越界”和“外界”经验;而这些正是福柯一直孜孜以求的,关于“外部”的思想和体验。因为渴望自由,福柯通过文学和语言的“越界”,希望真正达到思想的自由空间。不过,上个世纪60年代末以后,福柯基本不再直接谈论文学;他转而谈论“话语”。在他看来,文学就是一种话语空间;它直接就是话语操作和实践。同时,福柯进一步认为,作为虚构的文学在本质上和真实的思考是趋同的。更重要的是,文学就是自由,就是反抗,就是“反记忆”。     

论王小波《白银时代》的历史叙事

《白银时代》作为反乌托邦小说,以未来虚拟世界来结构故事、表达情感,并将历史与现实的因子融入到未来场景,反思与批判意义凸显。王小波借鉴福柯全景敞式监狱的理念来建构未来场景,探讨的是权力话语如何从三个层面上对个体进行规训与惩罚的过程。通过对权力话语的批判、反讽与解构,作者对生命和自由的渴望与追求也同时得到了凸显与张扬。     

暴力、权力与生命政治——福柯的暴力社会学思想评述

福柯的暴力社会学思想是对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顽疾——暴力实践进行批判和反思所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福柯看来,暴力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依赖于权力的理性、目的和具体情境中的实践。通过分析现代生命政治的理性,福柯认为生命政治是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并据此对以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之名进行屠戮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不正常的人的谱系 --《不正常的人》述评

从 1 971年到 1 984年 ,除了 1 977年休假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进行了十三次讲课。教席的名称是 :思想体系史 (H istoire dessyst mesde pens e)。这十三次演讲将由瑟依和伽里玛出版社根据录音和其他资料整理出版。法国在 1 997年和 1 999年分别出版了《必须保卫社会》2 和《不正常的人》,十三次演讲全部出齐可能还需要数年的时间 ,中国的译本也将紧跟法国的出版步伐。待福柯的演讲集全部出齐以后 ,对于这位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会有更深刻的研究和认识。1 975年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不正常的人》 (Les…     

生命政治的诞生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8-1979

福柯把生命政治看作西方自18世纪起试图使人口特有的现象向治理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变得合理化的某种方式。鉴于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和人种等这些人口的重要因素并未被福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诚如福柯自己所言本年度课程只是“生命政治”的导论,     

中国当代性法律批判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探索改革有关性的法律的途径.在沃芬顿报告的影响下,许多性行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社会中实现了非罪化.这一法律改革的最高境界就是福柯所反复论述过的: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不应当受到任何法律的惩罚.性立法不应依据道德的要求,而应依据当事人行为的社会后果及法律处罚对当事人所造成的后果.强奸和对儿童的性侵犯可以视同于伤害罪加以惩处.性或者属于道德的范畴,或者属于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的范畴.而法律不应当干涉道德范畴之内的事,更无权干涉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     

论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从知识的轴线上提出了对知识史根本概念的重构问题。它要求恢复历史文献的考古意义,从而开启了爱通向被历史学家忽略掉的历史现象的一个通道：关注那通常被历史学家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从人类思维长期的连续性中探测那些被中断的偶然性。它要求将档案当作历史埋藏物来看,从而动摇了传统和现代哲学的总体历史观念,是对愈来愈深地陷入困境的西方现代性社会和文化的一种清醒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