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湘女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说:"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进步的基本原则。"恩格斯转述说:"他(傅立叶)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解放妇女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马恩选集》第3卷第300页)恩格斯又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发挥:"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

惩罚性赔偿制度已在立法实践层面达成基本共识,但其理论发展仍然面临深刻的解释困境;一方面与传统民法的"同质补偿"、"损害填补"原则相冲突;另一方面,制度实施中一直遭受"私人执法"的误读,存在着正当性质疑。惩罚性赔偿因袭英美法实用主义的演化路径,难以在公私法划分的法律理论中获得完整、自洽的解释。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研究不应当囿于狭隘的部门法划分,必须深入至社会实践层面考察,并循此规律进行制度设计和立法扩展。     

均等化视角下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胡艳辉在《湖湘论坛》2011年第2期撰文认为,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下完善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是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必然延伸，也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融人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在市场化的格局中推进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改进和创新农民工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和方式，是一个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     

国外私人调查（侦探）业发展、管理、立法情况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法国、英国、德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等国私人调查（侦探）业经过了地下活动-公开活动-政府认可的发展过程,比较注重立法、监管。它对我国借鉴意义体现在：正视私人侦探业存在的必要;对私人调查（侦探）业以国家立法的方式加以规范和管理;落实对私人侦探业的监管措施。     

莫斯科领养五孤儿可得一套房

在对美国人领养俄罗斯孤儿实施严格限制后,俄罗斯政府开始鼓励国内家庭领养孤儿,领养5个以上孤儿的莫斯科家庭将获得政府提供的住房。据俄塔社8月1日报道,该日起,莫斯科市政府开始试行"领养孤儿得住房"计划,将为领养5个或5个以上孤儿的莫斯科家庭提供住房,10年后住房将归领养人所有。     

贩卖毒品案件中的诱惑侦查:默认现实抑或法律规制——以四川省成都市W区、X区及J县为研究样本

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设置陷阱而诱使侦查对象犯罪,在侦查对象犯罪时对其适用强制措施或收集证据的一种特殊侦查方法,普遍使用在贩卖毒品案件的侦破过程中.通过对毒品犯罪诱惑侦查的实证考察,可以发现诱惑侦查在实践中被经常滥用,而其根源就在于欠缺法律规定.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实践与理性的角度对诱惑侦查重新进行审视,在认真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立法的高度建立起我国的诱惑侦查制度.     

阿尔夫·罗斯的权能概念

丹麦法哲学家阿尔夫·罗斯认为,权能乃是一种在法律上得到证立的,通过并依据对相关效果的宣示,从而创制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效果)的能力。就此而言,权能在本性上具有可能性、规范性、处分性、表示性;权能规范属于构成性规则;权能的理由是基于私人以及公共领域的自治。但富有争议的是,根据以其命名的"罗斯化约定理",所有其他规范性概念都能够被化约为义务概念;又由于权能规范规定了创制义务规范的程序,并使得主体负有义务根据该义务规范而行动,因而权能规范也可被化约为义务规范。然而,通过否定化、关系化、潜能化三项逻辑运算可以得出,虽然权能蕴含着潜在的义务,但是反之并不成立。义务不仅能通过权能的行使,也能通过其他行为,譬如不法或犯罪行为,得到证立。布列金由此认为,罗斯在后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化约主义立场。但是,权能规范仍然可以被理解为合秩序性创制的行为规范之行为规范,具有元规则地位;只不过创制行为所体现的私人以及公共自治具有不可化约性。在此意义上,罗斯化约定理的核心部分仍然是真实的,他关于权能的立场也是一以贯之的。     

“互联网+”视域下的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问题管窥

在我国现行土地产权制度背景下,土地细碎化使农业产业化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农产品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利用"互联网+"的形式,电商平台的信用提供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一方面加速了土地流转;另一方面通过外部信息内部化,利用互联网实现产(生产者)消(消费者)对接,也改善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保障了农产品的质量。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王世强在《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2期撰文认为，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