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证据的实质审查

对于科学证据的审查有遵从模式和教育模式两种不同模式：前者要求裁判者应当尊重科学证据,一般只要求对科学证据进行形式审查;后者则在为裁判者提供一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要求裁判者对科学证据进行实质审查。我国的科学证据审查总体上属于遵从模式。随着新类型科学证据的增加以及科学证据范围的扩张,我国的刑事法官在维持原有形式审查的基础上,必须对科学证据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质审查,仅进行形式审查无法保障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因法官作为非科学专家的普通人,对科学证据的审查无法达到科学界的同行审查水平,故其审查并非从科学视角对科学证据原理的检验,而只须从诉讼证明视角审查科学证据的原理是否可靠、该原理是否被正确适用。原理的可靠性审查主要是审查科学证据的原理是否明确、是否有可信证据证明原理的可靠性、是否存在对原理的根本性争议几个方面;原理适用的正确性审查主要是审查科学证据的操作过程和方法、分析和计算方法、专家对意见的论证是否符合科学原理的要求。在科学证据的审查中,多元专家的参与有助于法官的实质审查,但应对不同类型专家的功能进行清晰划分;专家的辅助性意见应予以公开并接受异议;同时应保障法官对科学证据的独立判断权。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科学方法

反腐倡廉要注重方式万法创新，高度重视现代科学知识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把科学理念、科技手段融入制度设计之中。 要建立健全保障制度执行的工作机制，完善保障制度执行的程序性规定和违反制度的惩戒性规定，对制度执行各项措施，     

劳斯实践科学观视域中的权力之维研究

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以实践科学观批判了作为理论的表象主义科学观.但是,劳斯依托实践阐发自然科学的权力之维以及由此展开的科学实践的批判并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在本文看来,劳斯竭力阐释自然科学的权力之维带来了两个方面积极成果,其一,以实践为视角理解自然科学,建立起科学认识论和政治学的联盟,开创了“知识即权力”新的理解模式；其二,科学实践的权力之维不仅是对传统政治权力的补充,而且开辟了科学实践批判的可能性.     

亲切的关怀 不倦的教诲——中央领导关心警卫战士学习科学文化纪实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起,我在中央警卫部队生活了三十多个春秋,中南海的阳光照耀着我,中南海的雨露哺育了我,中南海的一草一木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爱恋和美好的记忆。我在中央警卫部队做宣传教育和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有机会访问了许多当事人,查阅过大量历史资料,也亲历亲闻许多动人的场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关怀警卫战士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情景,令我深深感动,永远怀念,终生难忘。     

论科技意识及其当代形态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科技意识是对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及其相关对象的反映。按照认识论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程序来分析，我们对科学技术的了解和认识首先来自于其表层的部分，即作为科学技术活动认识成果的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作为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在科技意识的结构中显然处于外层部分。但是，科学知识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在获得科学技术知识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科学家们不断总结和积累有关实验或观察的经验教训，提炼出如何才能获得真知的认识程序和工作技巧，并且逐渐形成要求科学共同体普遍遵守的操作…     

从知识科学观转向智慧科学观

从近代科学诞生至今，人们大体上一直沿袭的是经典科学时代的科学观，即经典科学观或传统科学观。经典科学观质而言之是知识科学观：它只看到科学的一个维度，即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而无视或轻视充满情感和价值的作为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科学；即使在所看到的知识体系维度内，它也把着眼点放在刻意追求科学知识上——甚至更为狭隘地只特意追求科学知识的一部分即实用知识——而对科学知识中蕴涵的思想精髓、精神价值和人文意义视而不见。     

开阔的视野 创新的尝试——读《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

“科学知识的生产”这一观念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兴起而显现出来的。与传统的默顿科学社会学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关注微观的科学实践层面，关心实验室中科学研究是怎么进行的、参与者是怎么相互作用和解释研究成果的，即所谓研究的建构方面。科学知识的生产／制造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前提。随着其他学科角度的研究的深入开展，     

道德教育要面向生活世界

生活是道德的源泉,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密切联系,今天的道德教育部分偏离生活世界,造成道德教育结果的偏差。只有克服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疏离,将道德知识教育与生活世界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才能达成道德教育的预期目标,即培养有道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