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的现代困境及其重构

人为什么要过有道德的生活？看似简单的一问，却涉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从社会道德的现状来关照这一问题，则突显出社会转型背景下人们的道德困惑。社会个体道德生活的必要前提在于社会性存在；但是在科技进步冲击传统“天人合一”道德信仰的今天，“我”之所以不过有道德的生活，原因在于社会结构转型下的陌生人社会中，社会习俗、生活习惯和道德标准的差异，对自身利益的过度关注以及家庭和社会教育的引导偏颇。重建社会道德的思路在于构建全社会认同的道德标准并加强教育，强化社会制度和法律对道德失范行为的约束。     

试析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

当前,在民间融资合法化的趋势之下,合理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集资行为和合法民间借贷的行为迫在眉睫。打击犯罪行为,为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预留发展空间,为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是《刑法》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试通过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名进行分解,从资金的用途、所造成损害结果的程度以及是否需要政府批准三个方面对两者界限的划分提出建议。     

等级视角下的美国单极体系走向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单极体系的发展趋势始终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学术争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体系制衡能否重现、如何制约美国实力优势以及美国自由霸权秩序能否延续。这些学术争论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以近代至冷战时期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已难以充分解释美国单极体系的走向。为此,有必要尝试更新分析框架,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影响入手分析美国单极体系的发展趋势。安全等级视角能够更为合理地解释有关美国单极体系发展趋势的理论困惑。     

论军事秩序与军事法的秩序价值

法律价值冲突是探讨法律价值时永恒不移的重点,许多学者认为基于军事与法的逻辑差别,价值冲突在军事法学领域表现得更为剧烈.因此,军事法律价值的冲突问题引发了众多争论,其中颇受重视的就是秩序价值.然而,现阶段的争论过于强调冲突本身,急于直接提供一种价值取向,但对于具体价值的内容思考不够深入,便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对军事法的秩序价值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以及对军事秩序的概念进行解构应当能为解决军事法价值冲突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法益分析

刑法上的法益是指其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客体实质上即是刑法上的法益。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新罪名,对于依法严厉惩罚组织者的犯罪活动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目前对该罪保护的法益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引发了诸多争议。这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而且在司法实践当中导致了适用的困惑。因此,有必要对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保护法益进行探讨。     

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法律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降,民族国家制造业社会向全球信息化秩序转型.法律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相互推进,这对全球法律格局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在法律客体与财产类型层面,伴随信息资本的全球流通,知识产权成为核心法律部门,传统产权已难以把握信息资本主义的真实动力.大量自治性客体出现,信息资本围绕“原型”创新展开竞争,当代法律必须针对这些变化提供新的规范性框架.在法律空间层面,信息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疆域限制,法律系统不再受限于领土分化,进而获得全球范围发展的动力.全球信息化秩序重组了全球法律空间,在互联网数字宪法、全球商人合同法、药物专利法以及超国家宪法等领域都出现了法律发展的新契机.全球各大系统的内在冲突,也推动“社会性宪法”的诞生.在法律时间层面,古典法律时间被充满风险的信息化时间取代,所有法律关系都进入到时间性的流动平面.“后风险社会”的到来,既使当代法律变为一个风险性系统,也使当代法律陷入与代码同化的危险.在全球信息化秩序重组中,法律系统将承担比过去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     

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基于河南G村的调研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边界封闭,农民流动少,内生规则和机制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乡村治理稳定而有序。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加速流动,乡村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变,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政策基础都在改变,这些对乡村治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理基础的变迁,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和治理困境。乡村社会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立足于人口流动的现实,从价值培育、治权塑造及机制创新等层面,挖掘乡土社会内生资源,融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构建起与转型乡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尤为必要。切实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资源稀缺和减少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偏差、激励不相容、重要约束主体不在场等现实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地方政府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与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之比较

道家之"道"与哈耶克的"规则"都是推进社会演进的自然力量,由此出发,道家创造了"无为而治"的治理之道,以"无为"达到"无不为"的治理之目的"。无为而治"最终未能摆脱历史的枷锁,虽主张"无为而治",却还是走向了"圣人之治"。哈耶克所提倡的也是一种自然的治理之道,他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能对社会的秩序作全面的设计,所以主张依照"自发秩序"之规则来制定法律,实行"规则之治"即法治,这样才能保障人获得自由。     

公民行为秩序形成机制研究——以永善社区市民环境秩序劝导队为例

社区民间组织,具有非政府性、自发性、独立性和志愿性等特征,在公民社会语境下,又具备了公民行为价值目标一致性的特点。以北京市永善社区环境秩序劝导队为例,通过客观描述劝导队的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长效机制,运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其公民行为秩序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认为这一组织是公民社会中公民行为秩序形成基本模式的典型范例。强制性约束机制与选择性激励分别构成了公民行为秩序形成的内向机制与外向机制,并通过民间组织之间博弈、协商的调节机制,使得整个公民社会的秩序得以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