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退出主义”外交探析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退出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的现象频繁发生。特朗普的退出举动并非孤立现象,与美国历史上一贯的单边主义倾向和"美国例外论"传统密切相关,但也体现出抨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反对美国过度战略扩张、排斥多边贸易协定以及推卸全球治理责任等有别于二战后美国历届总统的发展变化。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频频退出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深层次源于美国对既有国际制度认知的重大转变,根本上是为了迎合美国内选举政治和民意变化的需要,还与其本人的外交理念和执政风格密不可分。针对特朗普的退出举动,美国内不光忧虑,担心损害美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冲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国际社会普遍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不利于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也损害了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和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等。中国应客观理性看待特朗普的退出举动,并有针对性的做好应对之策。     

“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综述

全国港澳研究会于2021年2月在北京举办"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夏宝龙同志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者治港"的重要论述,是对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经验的高度提炼,是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深刻揭示,为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保持香港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时代呼唤,要坚持"爱国者治港"的客观标准和要求,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爱国者治港"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前提。香港现行选举制度还不能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需要尽快加以完善,修补漏洞。     

竞争法的思想基础与价值共识

竞争法的思想基础一直充满争议,众说纷纭的观点充分体现了竞争法思想内在的冲突与矛盾。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衰落使竞争法应运而生,德国弗莱堡学派"在自由中寻求秩序"的思想影响了欧洲竞争法观念的产生与制度的形成,竞争法成为秩序自由主义的法律表达。秩序自由主义旗帜鲜明地捍卫自由主义立场,但并不绝对排斥国家干预的存在。事实上,竞争法的产生得益于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协同作用,但二者始终是目的与手段关系。在竞争法产生与发展的世纪长河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此消彼长的历史轨迹,还可以看到竞争法如何"在自由中建立秩序",如何在规制市场竞争行为中凝聚自由与公平的价值共识。     

论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兼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轻微犯罪中的应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近年,犯罪门槛下降、轻微犯罪增加体现了刑法立法"宽松立法,从严打击"的趋势和要求。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便是该立法目标的体现。在刑法司法过程中对轻微犯罪的具体适用则应当坚持"严格适用、从宽处理"的原则。以此为原则,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的客观危险行为应当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三次以上且受到了行政处罚的扰乱行为之后,再次实施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行为。     

合作共赢

<正>新形势下,万隆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要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非洲有句谚语,"一根原木盖不起一幢房屋"。中国也有句古话,"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亚非国家加强互利合作,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积极效应。     

法律认知和法律原则：情感、效率与公平

情感、效率、公平是人们认知活动中惯常的三个进程。对应这三个进程,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认知互动既可能形成社会自发秩序,也可能为法学提供一个基于认知背景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法学应对实践问题。“公平主导”的一个简单回答是,面对不同场合,情感、效率、公平三种进程被激活的程度不同。大体上,家庭场合激活情感,工程场合激活效率,市场和法律则更激活公平。在实践中,公平主导的法律原则由于比较接近主流社会认知,所以法律规范在社会中往往可能“自执行”,无需全靠外界监督或者激励。公平原则也有其自身的局限。虽然规范和原则很重要,是社会秩序的母体。但是,公平原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缺乏制度上的法治,光靠情理法是不足的。所以现代社会形成了规则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这就是二阶意义上的法律。     

精神秩序建构的新型组织化基础——培育发展社会公益组织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意识形态的功能,究其根本,就在于建构人们的精神秩序。作为广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生成、配置和渗入,都需要通过相应的组织和机构支持才能实现。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配置和渗入也同样需要相应组织体系予以支持。然而,之所以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为了应对市场经济建立之后的社会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不仅体现在价值观念上,也同样体现在组织     

塑造与"反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背景下美国核战略转型论析

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的认知变化以及对安全威胁与现实挑战的新判断,美国提出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的概念,它既在客观上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和趋势,更是美国政府在"后反恐时代"顺应全球战略规划转向需要的概念创设和阐述,为构建新的内外战略提供了政治效用.在大战略转向的背景下,美国对其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转型的核战略以赢得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 目标,其要点是加快核力量现代化,发展灵活、多样、实战性的核威慑力,强化对于其他大国的核优势.特朗普政府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和思维看待并谋划美国与中俄之间的关系,完成了安全和外交重心由"反恐"向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彻底转向,并启动核战略转型作为护持美国霸权的重要举措.拜登政府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同样建立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基础之上,其核战略或许会向"合作性"方向适度回调,但仍会将核力量作为应对"未来不确定因素"和巩固美国权力地位的重要依仗,这保证了基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核战略转型的延续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塑造了美国的核战略转型,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导向的核战略又反过来激化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促使美国更加重视核武器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形成二者的相互强化.     

试论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可以概括为"高投入、高成本、低水平",在此模式下,"案件数量、规模和质量始终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的分散、"地方化"以及"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职务犯罪主体认定难题,使得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迫在眉睫。在推动省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检察院的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根据推行的难易程度,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路径可试设定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