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府采购程序控制的几点理论思考

政府采购合同在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性质上具有区别于一般合同的特殊性,这给相关的行政程序提出了一些要求:以保护公共利益为根本,以控制行政权力为原则,行政程序必须保持其应有的限度,对政府采购的程序控制必须带有一定的全局性,重视一些程序性规定。因此,可对行政优益权力和政府意志进行程序控制。     

论死刑的程序控制

死刑作为剥夺生命的刑罚,是所有刑罚手段中最严厉的一种。虽说人们对死刑应保留还是应废除尚有争议,但是,对死刑应予以控制,应慎重使用死刑,并尽可能地减少适用死刑,却是普遍被肯定的基本共识。而就控制死刑的方法来说,主要有两种,即刑事实体法的控制与刑事程序法的控制。所谓通过刑事实体法对死刑予以控制的方法,即以修改刑法规定的方式,如刑法减少可适用死刑的犯罪的种类,或对适用死刑增加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等,以达到慎用、少用死刑的目的。对死刑的刑事实体法的控制,是人们一直重视的控制方法,这种方法的控制效果也比较容易显现。例如,我国《刑法》经过(1997年)修改后,取消了     

通信记录数据调取的形式合法性

通信记录数据调取是犯罪打击的重要手段,然而《数据安全法》第35条本身并未完全解决通信记录数据调取的形式合法性疑问。数据安全立法首先应当符合宪法和法律保留要求。宪法上的通信保护条款的解释结论是,技术通信记录都属于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其中内容记录属于宪法保留范围,数据安全立法可以符合该保留;而非内容记录的法律保留需要根据数据调取行为的侵入性来区分是否可以概括授权。数据调取行为其次应当符合“充分的法律框架”要求,即公开性与明确性,可预测性与可保障性。通信记录数据调取的法律框架应当在法律形式上综合多层级的国家有关规定,在法律内容上实现数据信息的全生命周期保障和调取程序控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风险及程序控制——基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实施风险的展开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吸纳了我国试点的成熟经验和借鉴了美国辩诉交易等认罪协商制度的有益做法。而作为程序上先行先试的制度,在实施中既需要通过程序来避免无辜者被迫认罪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更要防控美国辩诉交易等协商性刑事司法折损正当程序衍生出的量刑失衡以及冤案的风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完善需要针对制度实施极易产生风险的节点予以程序上特别控制,也需要完善相应风险控制的程序机制和救济制度,避免因程序简化可能带来的实体不公,保障我国这一制度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     

论死刑的实体控制与程序控制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只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并且应严格控制其适用的数量。对死刑的控制包括实体控制与程序控制两个方面,实体控制是指制定死刑的一般适用标准和针对个罪的具体适用标准,     

人权保障视域中的侦查权控制问题探微

侦查权是与人权有着极大关联性的权力。以人权保障为价值取向,控制侦查权大体诉诸立法控制、分权制约、权利对抗和程序控制。本文梳理了西方法治国家在立法控制、分权制约和权利对抗方面控制侦查权的一些有益经验,并在比较的视野下从这三个方面对中国的相关制度安排进行了考量,指出其成就及存在的不足,最后就如何强化对侦查权的控制以保障人权提出了大致的思路。     

公诉权论

综观世界各国关于公诉权的规定可以发现,公诉权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公诉权的行使必然对被追诉人以及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甚至包括检察机关本身产生一定的制约。因此公诉权的行使应当十分慎重。为了防止公诉权的滥用,提起公诉应当坚持必要性原则,应当具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应当设置有效的控制程序。     

违法税务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控制及法律救济

税务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重要的政府强制性行为。违法的税务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主要有主体违法、内容违法、程序违法三种。违法税务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存在着认识误区,防止违法税务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出现,要进行有效的程序控制,完善法律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