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以抗美援朝战争停战谈判为例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除了战场上的直接较量,关于停战谈判的斗争也进行得十分艰苦。周恩来作为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直接领导和指导了停战谈判工作,为推动谈判进行并取得理想结果付出了艰苦努力。他不仅承担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更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显示了高超的谈判艺术:在谈判时机的选择上,周恩来根据战场形势作出冷静清晰的判断;在谈判人选的斟酌上,周恩来选择了经验丰富的李克农,并给以原则策略和具体操作方面的指导;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对于坚持、让步、僵持、变通的策略运用匠心独具,同时又注意协调与苏、朝两方的关系,最终推动了停战协定的签字。     

试析我国集体谈判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集体谈判制度是劳动关系协调运行的重要制度保障,健康良好的集体谈判制度对于劳动关系的和谐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目前我国的集体谈判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不完善,需要从法律规范等层面规范完善集体谈判制度,推动集体谈判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The U.S. Factor in Cross-Strait Negotiations

The Taiwan issue concerns Chinese people living in the mainland and in Taiwan.Its peaceful resolution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Unprecedented progress has been made since the KMT came back to power in Taiwan.On December 31,2008,at an event to mark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Message to Compatriots in Taiwan",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stressed the need to "deepen cross-Strait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and said that "negotia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On May 20,2012,Ma Ying-jeou said in his second term inaugural speech that:"In the next four years,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should explore new areas of cooperation,continue to consolidate peace and expand prosperity,and deepen mutual trust".     

论周恩来外交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以中法、中英建交谈判为例

周恩来是新中国开国总理兼首任外交部长,他既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也是伟大的外交家.他和毛泽东一起,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鞠躬尽瘁,奋力拼搏,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新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地位与威望.     

知识产权战略视野下中日韩FTA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无论是中日韩FTA可行性联合研究还是中日韩FTA首轮谈判,知识产权问题都已经被提出并很可能成为三国FTA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中日韩三国均已制定并正在实施各自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综合分析各国战略的出台背景、战略目标和推进情况可知,日、韩均将在三国FTA知识产权议题上谋求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对此,中国可采以下策略因应:第一,以庞大的中国市场为筹码,尽量淡化和延迟知识产权议题;第二,采取"先韩后日"的方针,各个击破;第三,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反对设置TRIPS-plus条款,并力避纠缠于知识产权执法问题。     

苏联撤出阿富汗的政治解决进程及影响

1979年12月25日,前苏联以应阿富汗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请求为名,将数量有限的作战部队开进阿富汗的行动,不仅断送了20世纪70年代美苏缓和的成果,而且引起世界各国的同声谴责,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陷于空前的孤立。前苏联在阿富汗历时9年零2个月的战争,其中约有6年时间是在联合国主导下的政治谈判中度过的,相关各方基于自己的利益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上迟迟不愿做出让步达成和解。苏联态度的转变是最终达成日内瓦协议的关键,而日内瓦协议的不完整性、模糊性为阿富汗的内战埋下了伏笔。     

集体谈判理论的经济学模型及其应用

现代劳动经济学中,谈判被认为是有效的制度安排,纳什谈判解是符合帕累托最优准则的。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确定的剩余分配方案是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集体谈判模型中,决定因素是谈判力,应用谈判模型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就是关于谈判力的制度安排。我国开展集体谈判的目的是解决劳资关系的冲突问题,本文分析了该理论在我国劳资关系中的运用,并得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层政府谈判能力建设论析——基于对群体性事件治理的观察

改革年代,传统的命令控制与训导机制日益难以适应利益整合的需要,导致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迫切需要新的机制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作为替代选择,谈判机制在解决利益冲突与利益分配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制度环境、谈判技能培训缺失等原因,基层政府在与民众围绕利益分配与协调问题展开的谈判中的表现并不令人乐观,从而对加强基层政府谈判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十一届两岸关系研讨会在平潭举行

3月22日，以“稳步推进，全面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两岸关系研讨会在福建平潭开幕。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在研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2012年是两岸关系经受住重大考验、取得新的重要进展、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的一年。两岸政治互信续有提升，协商谈判取得成果，经济合作继续深化，各项交流再创纪录。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备了更稳固的基础、更良好的条件、更强劲的动力。我们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论公安对话之功能

公安对话是法律性对话。根据法律的不同，有警务盘问、治安询问、侦查讯问等；根据其实际功能的不同，分为调查性问话、调解性谈话、公安谈判等。公安调查性问话的目的，一般是为了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公安调解性谈话主要体现在治安调解、刑事和解等法律程序中，其目的则是通过公安人员与当事人的相互沟通，使双方达成赔偿协议，来缓和案件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公安谈判则具有妥协性和交易性，典型的有警务谈判和侦讯交易。在公安工作实际中，各类对话的功能经常需要结合起来综合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