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善治视阈下的公民问责

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善治的实质与向度内在地规定了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问责。公民问责作为一种异体问责,具有其它问责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建立与完善公民问责机制,是保障问责效果、推进政府善治的重要环节。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宏观思考

权力与责任的平衡,是法治对所有权力主体的要求.问责制度是推进法治建设的一个突破口,以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或不作为从而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旨在推进政府由无限、无责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的变革,具有重大的宪政意义.在问责的制度建设上,必须从问责的范围、程序、对象及执行四个方面进行宏观把握,争取有所突破.     

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进与退

行政问责制实质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在中国,问责制度已经被公众提上日程,但是并不完善,其走向如何,格外值得关注。要建立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切实做到问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问责制向更好更有效的方向发展,有赖于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问题研究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幅度型或精准型量刑建议都是控辩双方合意的产物,也是审判人员最终作出量刑判决的重要依据,审判人员“一般应当采纳”。但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以及实务上的可操作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也存在部分审判人员“不愿接受”或“勉强接受”精准量刑建议的情况,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功能的发挥。为解决此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以及法院审判权的性质及关系,使审判人员内心“愿意”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需要加强精准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意性,使审判人员经过审理后,“能够”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还需要明确精准量刑建议的变更和补救问题,促进量刑公正。     

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构建研究——基于地方性实践的经验总结

社会组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之一,加强精准扶贫中的社会组织参与,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开展扶贫工作的成本,更能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还能够保障扶贫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对于建立现代化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文献整理掌握国内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构建研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侧重点,依托地方性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存在问题的梳理和分析,积极构建社会组织介入精准扶贫的机制路径。文章认为,必须从政策支持、动力源开发、能力建设、平台整合以及实践领域获取等方面完善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和路径。     

理解精准扶贫:自我发展能力与资金运营责任落实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的扶贫标准比较低,但这次精准扶贫的意义重大,它为下一轮难度更大的扶贫攻坚探寻可操作的模式与积累经验。贫困户的资源禀赋条件局限和中国较低的贫困线标准决定了,要以提高贫困户的劳动参与率为中心来进行精准扶贫。目前地方政府普遍采取的四种产业精准扶贫微观操作模式,必须要严格把好资金运营的责任落实,因为这关系到精准扶贫效果的可持续问题。2020年之后的反贫困关键点将转变为权利-能力建设。     

新时代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与路径优化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和底线目标,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论断的具体实践,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举措与重要保障。精细安排、准确判断、授人以渔是新时代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基于此,文章提出新时代精准扶贫必须注重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真扶贫"、要依靠群众去"扶真贫",要注重扶贫效果"扶智贫",确保精准扶贫效果的可持续。     

问责型治理及其生长空间

问责型治理生成的根源包括三个方面:治理的内在属性、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世界的发展经验。根据参与治理的主体,问责型治理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问责型治理,社会力量主导—政府参与的问责型治理,政府—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问责型治理。问责型治理的生长空间由问责型治理生长的动力与阻力之间的对比决定。当前,中国问责型治理成长的动力包括党纪党规制裁更严、体制机制配套渐好,民众维权意识日增;问责型治理的阻力包括对权力的制约仍然乏力,对责任的担当仍然不够,对治理的践行仍然模糊。为了推进问责型治理的成长,应该从进一步培养问责型治理成长的动力和遏制问责型治理的阻力来着手,具体来说,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培育问责的文化氛围、加大问责的执行力度、完善问责的配套机制。     

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对策——以湖南省龙山县补洲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发展方向。本文以湖南省龙山县补洲村为例,总结了精准扶贫工作所面临的困境,即精准识别缺乏多维标准、精准扶持难以达到贫困户受益最大化、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机制不健全。对此,应从改进精准识别标准,完善建档立卡机制;健全精准管理和目标考核机制;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探索贫困地区的受益机制三个方面加以完善,以保证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