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久病不医的精神分析

运用勒旁、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洪秀全自杀行为进行心理分析:一是洪秀全本身所具有的原罪意识;二是天京事变的影响,它摧毁了太平军的心理纽带;三是集体心理与个人心理交织过程中,社会形势的变化造成的心理与社会同一性无法达成一致。在这三种心理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洪秀全最终选择了自杀。     

冷战结束后北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冷战结束后,北美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涌现出许多新学派.在总结苏东剧变教训的基础上,这些学派大多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死亡",资本主义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并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中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相关观点最具代表性.     

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

1956年在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毛泽东决心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提出了新的启蒙运动,探索怎么突破苏联的模式,走中国自己的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是突破苏联教条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新学派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红线,结合中国和苏联东欧的情况,系统地分析和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批判了苏联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试图突破苏联的模式,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开创者。     

国际社会与国家安全——传统英国学派安全思想探析

英国学派因国际社会之核心概念与独特三重分析视角确立了自身的话语影响,该学派学者以分析视角及研究重心等差异可分为传统派与新生代。目前学术界对英国学派安全思想的关注不足,认为传统派对安全缺乏论述。本文认为,从安全理论视角来看,传统派拥有丰富且连贯的安全思想。结合国际社会理论,安全的实质是一种秩序,以国家为中心,始终强调传统安全,逐渐兼顾非传统安全。传统派安全思想理论通融的特点使其既保持与当时主要国际安全理论的同步发展又成就自身的和而不同,并对部分欧洲非传统安全理论产生了实际影响。     

“大众文化是社会水泥”——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当代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大众文化长达半个世纪的分析、研究中 ,揭示了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 ,形成了独具特色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对当代文化研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中国领导科学学派的创建与发展

领导科学在我国从创立到现在已走过 2 0年的发展历程 ,时代发展和领导科学研究的深化 ,呼唤中国领导科学学派的创建与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中国领导科学学派的创建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领导科学学派意识的增强、学科发展的逐渐成熟、研究者素质的提高等也为中国领导科学学派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新世纪中国必将创建与发展起自己的领导科学学派。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批判理论的批判与中国语境的规范

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文化产业的兴盛带来了许多理论话题与现实问题.本文对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作了深入的分析,阐明了英国"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在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研究方面所具有的反拔意义和理论突破性,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的主张,认为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是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坚实保障.     

当代海外和港澳台儒学的五大学派

在国内的于丹、李零等讲解儒学之际,我们不能忽视当代海外和港澳台地区的五大儒学学派。其中主要有对话之儒杜维明、诠释之儒成中英、继承之儒蔡仁厚、沟通之儒刘述先、教化之儒汤恩佳。     

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研究--兼与20世纪西方慎刑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法中慎刑思想是其主流思想。它发端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汉代又在儒学与阴阳学等影响下进而承继和发展为“德主刑辅”的立法观。延至盛唐进而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明、清均承继之,并在慎刑措施上各有建树。中国古代法的慎刑观受经济地理、宗法血缘以及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长期存在并持续三千多年之久。中外慎刑思想比较,共性在于刑法中仁爱观、教育观有其通性的一面。故而我国当今刑法改革中可吸收西方举措中人道主义的一定措施。在中国,这种吸收具有传统文化的思想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