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理论视角下的个案研究

精神分析理论作为现代心理学的基石,不仅影响着心理学的发展而且对社会工作领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精神分析理论由弗洛伊德在总结以往著名研究成果和依靠自身大量的临床实践下所创造。本文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的相关理论对相关案主进行剖析,希望从精神分析理论视角下的案例研究找寻一些有相关意义的理论解释。     

反思与批判——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大学派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两个重要学派: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两个学派具有不同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在一些问题上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分歧,但它们都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开辟了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梦”,从机会平等开始

中国梦必须化为政府纠正不平等的资源、权利、机会分配,还有利益分配的行动。3月17日,星期天。龙华金仍在广州花都区一间充斥噪音的工厂里上班。工余,他与工友聊天,聊起中国梦的话题。在像他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眼里,中国梦不仅仅是描画愿景,更是一种国家的承诺:每一个人,无论他爸是不是李刚,都能机会平等地通过努力实现梦想,改变命运。     

自然法与富勒

从西方法律思想的演化历程中,也可以看出西方法学家对于一些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以及概念的认识的变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法学派中关于法律道德性观点也在发生变化。同时这些变化也在推动着自然法学派自身的发展。     

非传统安全理论:概念、流派与特征

安全理论可分为传统安全理论、半传统安全理论和非传统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其安全的指涉对象、主导价值方面与传统安全理论分道扬镳,反对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观和军事/政治安全观。同时,非传统安全理论在核心概念与理论逻辑等方面又各不相同,组成了一个多元化、松散性的理论聚合体。但其开放的边界、活跃的思想也正是其力量的源泉,这为今后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巴黎学派”与批判安全研究的“实践转向”

哥本哈根学派和阿伯里斯特维斯学派提出安全是由语言建构的,引发了批判安全研究的语言转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安全并非总是由特殊时刻特殊人物的特殊言语行为建构的,理解安全建构的过程还需要超越语言研究框架。巴黎学派借鉴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对后冷战时代尤其是后9·11时代下的欧洲安全实践进行反思,认为安全是‘不安’管理专家造就的。不安管理专家从自身的惯习和位置出发,在场域信念的影响下进行安全实践并形成安全场域,由此建构安全的内涵。安全实践通过形成筛选监视机制对全社会进行不安治理,不仅造成安全与自由两大社会目标之间的失衡,也没有带来真正的安全。     

法治评估的开放空间:理论回应、实践样态与未来转型

近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对于法治状态进行定量评价的法治评估实践。伴随着法治评估的方兴未艾,中国法治评估的发展也面临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转型。当前学界对于法治评估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规范法治观,是一种理念上的建构和抽象的思辨,在思维方向上坚持形式法治观与实质法治观的二元分析框架。规范法治观始终困囿于法治应该是什么这一本体式的循环追问,影响了法治评估客观性难题的破解和创新。实践法治观的提出,能够避免理论上的独断与徘徊,着眼于法治的实际运行和存在形式,在保证法治评估的开放理论空间基础上,实现法治评估的未来转型即本土化建构道路。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40年(1978-2017)：脉络、意义与图景

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1978-2017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国际关系史分期研究：以英国学派理论为参照*

历史分期是历史研究中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历史分期不仅是对历史时间的切割,也是对自我说明的主导单位的明确界定与完整阐述,同时兼顾互动方式变革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英国学派为国际关系史分期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概念与理论。从部落、帝国到主权国家这种主导单位的演进构成了国际关系史分期的第一层次,主导单位的变动不仅是权力边界的调整,也是互动能力变化的结果。源于欧洲的国际社会的扩展构成了国际关系史分期的第二层次。只有将两个层次的分期结合起来才能提供一种相对完整的国际关系的历史叙事。     

寻求普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项不可能的使命？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大讨论缺乏科学哲学的指引,陷入观点之争,形不成共识。诸多观点差异的根本分歧在于国际关系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自然主义者坚持社会世界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的普遍性。反自然主义者则坚持社会世界的人文研究和社会理论的特殊性。在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争论中,自然主义者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特殊性(如中国学派)的提法,反自然主义者则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作者认为寻求一种既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包含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原因在于,理论产生包含理论建构和理论证明两个过程,理论证明遵循普遍性逻辑,理论建构遵循特殊性逻辑。理论普遍性体现在它遵循共同的证明逻辑,特殊性则体现在理论假说的创造上。由于理论假说提出是创造性过程,使得中国要素的渗入成为可能。中国人对问题的思考,必然带上中国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烙印,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经由验证而成为理论学说,最终将刻上中国印记。基于此,创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