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对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与镜鉴——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的风险分析报告

本文基于对国企改革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业已在部分地方探索试验、以"确权"和"市场化"为主要目的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需要防范四大风险:一是产权改革过程中偏离产权主体利益的风险;二是改革过程中出现两极分化和农村社会阶层对立的风险;三是产权改革成本难以分解的风险;四是集体资产监管缺位的风险.由此提出防范风险的建议:改革必须坚持以诱致式制度变迁为主,保持制度变迁趋向与参与主体利益取向的一致性;必须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制度,促进农民以组织化的形式参与土地产权交易;必须努力构建农村制度变迁中的成本分解机制;必须实行行政与经济职能分离.建立有效的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机制;必须坚持因时因地制宜原则.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应把握的着力点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如何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广大农村还存在着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组织化程度不高、文化生活单调等诸多问题。因此,在强调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并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当前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正经历着由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和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的重要过程.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如何使分散的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顺利走向统一的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既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农村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冲突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新世纪新阶段现实出发,提出的重要治国目标、治国方略和治国机制。这一重大现实命题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优化和提升为包含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从不同的学科视界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看来,我们所生活和所建设的社会无疑是由众多社会成员个体、组织、团体、群体、阶层、阶级等单元或要素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或有机体,这其中利益博弈是各类要素或单元之间的基本作用机制,利益关系是其基础性的关系,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本专栏的五位作者从政治学角度对社会利益关系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深层次的关联进行学术层面的探讨,得出了比较新鲜和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农民组织化与乡村政治发展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对乡村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乡村民主政治的完善,实现政治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与质量;有利于政治关系的优化,在乡村政治权力间形成彼此的制约与均衡;有利于政治结构的分化整合,促使现代政治结构的建立;有利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提升现代政治参与效率;有利于实现乡村政治社会化,走向基层政治文明。     

基层党组织化解社会矛盾和处置突发事件问题研究

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基层党组织作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处于化解社会矛盾和处置突发事件的第一线。随着改革的深化、利益关系的调整及民众主体意识、权益意识的增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因利益诉求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多发易发态势，     

环境公共决策中个体参与之缺陷及其克服——以近年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个案为参照

当环境行政决策涉及重大环境利益之时,公众基于自身环境利益或者公共环境利益之考虑,常会积极参与行政过程来表达利益之诉求。然而,由于公众个体的参与能力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使得公众个体的参与往往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在转型期的中国,环境行政参与中更要强化公众参与主体的组织化,改变过多的公众个体无序参与之局面。     

“集体行动”的特征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介绍,我们现在所指的群体性事件包含在西方学界所指的社会运动这一宏大领域之中,可以用诉求、组织化程度、持续时间、与制度的关系四个维度将社会运动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其一,集体行为。特征是聚集的群众没有明确诉求,更多的是情绪宣泄;组织化程度很低;持续时间很短,在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之间平息;它骚扰秩序,但对现行制度仅伤及皮毛。典型代表是万州事件、池州事件。     

社区对话:一种非均衡的博弈

社区对话就是在新闻媒体的参与和推动下,政府与公众通过对话与协商共同探讨和解决社区性公共事务一种制度安排,它是政府、媒体与公众三方相互博弈的结果.由于博弈主体力量不对等,这种博弈只能是一种不均衡的博弈,其运行过程中充满艰辛,最终导致基本价值的偏离.要使社会对话持续有效地运行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探索公众有效参与的制度形式,实现公众社会参与的组织化.     

农民组织维权困境分析

我国“三农”问题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弱势地位问题。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各种各样的农民组织，是着眼于农村内部制度创新、解决农民弱势问题的根本途径，对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当前的家庭分散经营、缺少政府扶持和法律制度保护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等因素严重阻碍着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发展好村民自治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律保护，建立农民组织与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矛盾调处机制等，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