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一种新兴的现代人权

人权是最基本的权利,环境权来自人权。生存权位于人权的核心,而如果没有环境权,生存权就不可能得到完善的保障。环境权源于生存权,但超越了生存权,因此它是一种新兴的现代人权。     

论文明演进中环境法治思想之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中，环境资源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质，在为人类创造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在不断被利用和破坏。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的进程中，环境法治观念理论从“天人合—”的原始思想到可持续发展理念而不断转变，探讨环境法治思想发展转变规律，有利于为我国环境立法和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价值指引和借鉴。     

环境权的界定——论环境权与资源权的分离

本文基于对环境权属性,主体和内容的界定,提出了资源权的说法,并且对资源权的属性和概念进行了阐述,明确环境权与资源权应当分离,同时在承认两者分离的基础上又肯定他们之间存在交叉部分。     

印度《绿色法庭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创新司法制度以回应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绿色法庭法》的国家。该法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局限性给中国以重要启示：环境权法定是环境司法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环境纠纷性质影响环境法庭构建；接近正义权是环境司法制度的核心内涵；合法性依据是环境法庭构建和环境司法发展的制度保障；法律制度也可以帮助实现环境正义。     

劳资协商的引入与我国经济性裁员法律制度的重塑

张在范在《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劳资协商对经济性裁员法律制度目的的实现具有保障性与支撑性的作用，经济性裁员法律制度也只有通过劳资协商方能对企业的裁员行为施加必要的调控与干预。     

生态文明诉求下的法律制度“绿色化”论纲

以法律形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法律进行革新，向绿色化、生态化变革。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求，适应保护环境的要求。这一变革既为生态文明所诉求，也将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构建法律的生态文明观，其公平观要从代内公平向代际公平嬗变，其效益观要从经济效益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嬗变，其秩序观要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主义嬗变。宪法中需创设环境权，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宪法地位；刑法中重新界定环境犯罪，在惩治危害环境罪的立法中规定举动犯和危险犯；承认自然资源的财产价值和所有权；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各项政策和措施，建设绿色税制；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论环境行政权与公民环境权的协调

自由经济思潮激发人们贪婪的逐利欲,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为维护公共利益,环境行政权从传统的行政权中延伸出来,亦赋予公民以环境权,以期达到"源头控制",但受制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及环境行政权本身的缺陷,二者出现错位。该文顺延上述思路,讨论环境行政权与公民环境权的协调。     

试论环境权益的维护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必须切实维护好各少数民族的环境权益,而环境权益的维护必须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在西部开发和产业转移的进程中,西部各少数民族群众环境权益的维护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对黔东南各少数民族环境权益维护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西部地区环境权益维护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利于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     

论新型权利之环境权

环境权是一种新型人权。环境权在理论上讨论得十分热烈，但法律实践却背离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权立法中，环境权从一种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转化，但从环境执法的案例可以看到，环境权仅是一种法律宣示的权利。与环境权的立法相比，环境权无论在已规定环境权或尚未承认环境权的国家几乎都不被承认可以作为诉讼的根据。我国法律对国家、单位和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义务规定得比较明确、具体，但却很少涉及或没有明确说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在享受环境条件方面的权利，法律实践中也未出现依据环境权获得胜诉的案件。我国现有的环境权研究主要有两种学术思想：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我们需要搭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论者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论者以及主流法学论者之间的共同的学术舞台，建构共同的学术空间，开放式地运用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资源，致力于环境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命题的批判和重构。环境权研究必须跨越环境法的固有领域，寻找更加广阔的学术空间。     

《环境权研究——公法学的视角》

吴卫星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10月版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作者不满足于我国环境权研究的现状,本着学术批判和学术创新的精神,综合运用宪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国际人权法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