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库存问题与去库存对策北大核心CSSCI

2016年我国房地产"去库存"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严格地说,不是在去库存,而是加杠杆、添泡沫。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把房地产库存的数量明显低估了。其实,房地产库存有增量与存量之分,仅考虑增量,将严重忽视高库存的严重性,必须既考虑增量库存,更要考虑存量库存(住房的总空置率)。去库存的关键是降低总空置率,让新增住房和更多的存量闲置住房被充分有效地利用。住房既有消费属性,又有投资属性,其中投资比重过大会扭曲住房的供求关系,导致一边是库存严重、一边是价格暴涨的怪象。去库存,关键是对房地产定位的重新调整。有效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基本定位,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库存问题,采取不同的去库存思路和对策,即:对一、二线城市,去库存必须重点抑制投机需求、"去泡沫";对现实库存压力大的三、四线城市,重点要把去库存与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更好地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

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既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和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深刻认识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历史必然性和根本价值取向,找准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就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能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结构性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模型与实证

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通过经济结构变动、调整和优化,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充分促进劳动力流动,让低效率部门劳动力充分向高效率部门流动,从而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因此,理论上两部门结构性效率差异模型分析了高效率部门和低效率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对于激发劳动者积极性、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使用1978-2017年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区域结构等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各自对于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在各种结构性变动因素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中,按照大小顺序依次是城市化、区域经济适度均衡并允许有条件区域加快发展、市场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因此,要通过有效促进城镇化、发达区域经济适度领先发展、市场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地方政府创新的多维分析与回顾

地方政府创新的内涵式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的应然要求"。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设置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地方政府创新,但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创新存在不可持续的隐忧。文章以具有代表性的"优胜奖"获奖项目为窗口对地方政府创新进行透视,认为治理变革而非政治变革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源泉;政府职能的市场化、行为的法制化、决策的民主化、权利的多中心化是创新的主要途径;在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表现出普遍的公共性、全局性、政治性特点,但是非制度化特点十分突出;由于受结构性因素以及非结构性因素综合影响,地方政府创新在东、中、西部地区间和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评米尔斯海默对结构理论的修正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为国际关系建立了完整的理论框架, 米尔斯海默继承了 结构理论, 并从无政府状态和均势两方面对其进行了修正, 提出了非结构性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 响, 使国际关系有时不能完全按照结构所决定的趋势发展, 从而突破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体 系变化解释力不足的状况。     

中国周边地区双重结构性矛盾与印太联盟体系的构建

结构性矛盾是大国在体系中的位置变迁所导致的相互排斥状态。崛起国实力上升和影响力扩展是结构性矛盾生成的必要条件,但就其过程而言,结构性矛盾其实生成于崛起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展和主导国对崛起国影响力的排斥过程中。中国周边地区结构是双重的。在主导国的视阈里,中国影响力在周边地区的扩展,不仅在地区层面冲击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也在次区域层面影响印日澳等地区大国各自在南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这些次区域板块的主导地位。为护持地区主导地位,它们对中国影响力的排斥也随之而来,由此双重结构性矛盾在地区和次区域两个层面生成。作为体系变量,双重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构建印太联盟体系提供了结构性驱动力,包括明确联盟体系的战略目标、塑造联盟成员的收益偏好和行为方式,以及构建联盟体系多维度的整体架构诸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既然结构性矛盾难以避免,那么推动强结构性矛盾向弱结构性矛盾转化,对于弱化印太联盟体系的压力也就具有战略意义。     

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基于经典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本文意在解释全球结构性权力的变迁历程和主导因素,从理论和现实层面重点分析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结构性权力由生产主导逐步转向知识主导的过程。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叠加,全球价值链体系发生急剧变化,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加速萎缩,各国越来越强调国家经济安全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伴随着知识权力地位的提升,全球结构性权力治理的主体正逐渐由市场转向国家,全球结构性权力的主导力量和主导国家也在加速变迁。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牢牢把握全球结构性权力洗牌的关键机遇期,灵活运用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抢占知识结构性权力制高点,强化生产结构性权力优势,补齐金融结构性权力短板,全方位提升整体结构性权力和国际地位。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认真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中央提出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我国发展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我们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缓解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为迫切、难度更大,又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知难而进,求真务实,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