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军事援助的历史演进及本质

美国对外军事援助数额巨大、形式多样、对象广泛、持续时间长,是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工具之一,对美国及受援助国进而对区域和全球的政治和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就对受援助对象的影响而言,美国的军事援助往往乏善可陈,而且为了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往往在对外军事援助中置受援助国人权和民生改善于不顾。此外,美国对外军事援助往往是联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也难以带来更多的合作和支持。当前的地缘冲突和竞争将对美国对外军事援助产生重要影响。     

指标治理工具的信息优势及适用限度——基于信息权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从信息权视角分析四个基层指标治理案例发现,指标治理是管理过程中的一种信息工具,它将复杂的政策目标与任务分解信息、监督检查的过程信息、结果激励环节的绩效信息等,转化为一系列标准化数值,实现目标任务信息向下准确传达、结果激励信息向上清晰反馈、监督检查信息简化,从而简化管理流程,从工具层面突破科层制的程序僵化、目标替代、激励不足等弊病。数字技术以强大的信息获取、信息收集、信息分析处理与信息连接能力,进一步提高了指标治理工具在目标设置、结果激励、监督检查三个维度的信息效率,使管理者的信息权与控制权优势被空前强化,拓宽了指标治理工具的适用范围。但信息工具的指标治理有其适用限度,从工具意义上,可测性与可比性是其适用的前提条件;从价值意义上,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还应尊重基层自主权,激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避免指标滥用伤害基层干部工作热情。     

虚拟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关于美国金融危机分析工具的辨析

对于美国金融危机,有不少学者是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二元对立关系来分析的。例如,有学者认为对于美国金融危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不适用的,而马克思的虚拟经济理论则是适当的分析工具。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危机分两种,即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     

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系与执政能力建设

从纵向看,党的执政体系指党的各级执政体系,包括中央执政体系和各级地方执政体系。从横向来看,党的执政体系包括执政主体、执政客体、执政工具。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执政体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执政主体要自觉地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科学整合执政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在执政实践中提高整体执政能力。     

王熙凤为什么要设小金库

宁、荣两大家子,四代同堂,人口众多,但过的却是一种大家族的生活,支出、收入统一结算,支配.贾府的人,除贾赦、贾政等等几个有爵位或官职的人能在国库里获得数目不多的俸禄或年节时皇帝的赏之外,其他无公职人员,上至贾母、王夫人,下至叫不上名字的丫环、小厮,每月只能从总账目中领取一定的月例钱.他们过着一种供给制的生活,吃饭、穿衣不用自己掏钱,由大家庭统一购买、分配,月例钱仅仅是他们的零花钱而已.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的实施意见

正甬政发[2016]30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及部省属驻甬各单位: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部署,践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落实《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国发[2015]74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开展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的批复》(银办函(2015]405号),决定在宁波率先试点建设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助力建设更高水平     

从强制到自愿:公安政策工具的创新与适用

政策工具是政策的构成要素之一,政策工具选择正确与否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至关重要。一直以来,公安政策工具倾向于使用传统强制性工具,主要包括管制、直接提供、强制性措施。这些强制性公安政策尽管有许多优点,但也有缺乏灵活性、抑制社会活力,容易引发社会抵触情绪,产生官(警)民冲突以及容易滋生特权及权力寻租现象等弊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公安政策工具,在公安改革的过程中积极采用自愿性的公安政策工具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安政策的执行力,而且是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自愿性公安政策工具主要有家庭与社区、志愿者服务、签约外包、公私伙伴关系、市场。选择和适用这些公安政策工具,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公安政策目标为基本标准,注意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及其适用的环境,遵循政策工具选择及适用的合理程序。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优化营商环境分析——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优化营商环境,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入国家战略以来,两地政府聚焦企业关切,陆续出台了多项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文件。总体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工具中,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多、作用大,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小、拉动力不够。未来还需加强政府采购、推广试点等政策工具的拉动力,不断平衡和丰富政策工具的结构,发挥政策工具的整体作用。同时,要配合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体系建设、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构建,以及进一步凸显政府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中的作为,推进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     

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政策发展与工具选择研究——基于广州市的调研

全国流动人口的管理呈现出从严格控制到逐步放松再到全面放开的政策轨迹。由于资源有限,在推动城镇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超大特大城市一直处于“严格控制人口规模”与“打破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两种带有矛盾性政策指向的要求之中。作为调和两者矛盾的一种选择,社会融合政策以政策目标的实现为核心。社会融合政策理应作为连接两者的一道闸门,更好地为城市秩序及流动人口服务,在“流入”前要发挥强制性政策工具“识别器”“遴选工具”和“分流器”的功效,“流入”后发挥混合性政策工具对流动人口增权赋能的功效,促其融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