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家机关后勤财务第一协作组就机关后勤服务费结算等问题进行研讨

为加强机关后勤财务工作交流，提高机关后勤财务管理水平，中央国家机关后勤财务第一协作组于近期召开业务座谈会。会议由组长单位国家旅游局机关服务中心牵头组织。来自中央国家机关20个部门机关服务中心的分管领导、财务处长和国管局财务管理司的有关同志参加了会议。     

法治快报

三部门专项治理微信等平台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召开专门工作会议，部署从5月27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微信等移动即时通信工具专项治理行动，集中整治移动即时通信公众信息发布服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征稿启事

《天津政协》是由天津市政协主办的融指导性、知识性和趣昧性于一体的综合性期刊,是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共同的宣传工具和舆论平台。《天津政协》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每月出版一期,对社会公开发行,国际标准刊号为ISSN1 672-1284,国内统一刊号为CN12-1426/D,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为1201014000656。本刊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政协工作服务,为政协委员服务的办刊方向,力求使刊物办成"政治协商的园地、民主监督的窗口、参政议政的论坛、各界人士的益友。"主要反映全国政协的工作动态;探讨政协工作的理论、方法;反映天津市政协的重点工作;宣传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情况;反映我市各党派、     

无真实交易违规办理票据贴现非法获利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要旨】行为人在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情况下,通过银行工作人员违规办理票据贴现并获取相应费用,其行为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经营行为,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案号一审:(2010)南刑初字第297号【案情】公诉机关: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璟。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2006年4月至2008年5月间,被告人王璟为了办理票据贴现等业务,以自己或借用他人的名义,先后注册成立了景芊公司、助禾公司、基山公司、巨欧公司、圣郎公司等多家空壳公司。上述公司成立后,被告人王璟     

微博问政——微博的自媒体传播

徽博兴起，从下民到精英，从白领到宙员，人人争戴“围脖”。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因其表达的便捷和沟通的方便，已经超越了其作为一种工具和平台的技术意义，而改变着中国的舆论传播生态和言论生态。     

理论·工具·模式:我国水资源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为了解决我国水资源管理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与困境,作为公共管理分支领域的水资源管理必须在理论层面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理论的变革,在工具层面实现由单一向多元政策工具的转型。同时,建立适合我国水资源管理形势需要的政府性组织、市场性组织及社会性组织间的网络治理模式是适应水资源管理理论变革与工具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水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政府治理的工具基础：西方政策工具理论的知识学诠释

“政策工具”的理论认知的薄弱会极大限制政府治理的思路与绩棼。国际学界已就政策工具进行了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但我国内地学界对这些理论成果的系统性引介仍属凤毛麟角。以知识学诠释为进路，综合运用系谱学与类型学，可以较为系统地展现政策工具研究的理论图景。按照系谱分析逻辑，对政策工具的概念与知识谱系（功能论、资源论和策略论）予以梳理。继而，依照类型学逻辑，对政策工具研究中并存甚至是竞争性的阐释视角、学派以及政策工具（及其评估标准）的类型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对政府治理实践分别从目的理性、工具理性、程序理性和评价理性等层面进行反思性阐释。     

银行善意提醒是义务还是责任

近年来,电信诈骗十分猖獗,犯罪分子冒充公安人员,借助各类通讯工具,以涉嫌经济犯罪、没收银行存款进行恫吓威胁,骗取受害人汇转资金。数额巨大,危害极深,已成社会公害。银行根据客户要求进行汇款,即使发生诈骗,也不会承担责任,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江苏省盐城市的一名女士却不认这个理,硬是与处于强势地位的银行打了一场"归责"官司。     

政策网络中的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政策网络的结构影响着政策工具的特征及选择,而不同的政策工具则反映出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政策工具的选择应该随着政策网络的改变而变化。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偏好于管制类工具,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则实施以经济激励类工具为主,辅以信息传递类工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政府需要对政策工具进行更为理性的选择并适时创新。     

论现代创制秩序生成的政策路径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瓦解了以习惯维持的自然秩序,转向对创制秩序的追求,法律和政策就是创制秩序建构的基本路径。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社会中的异质因素和不确定性都可以被纳入这种具有普遍性效果的规范之内,社会秩序得以实现。但是,创制秩序是依托于社会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在此结构之中,政策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为了方便于中心对边缘的管理,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就是因此而来。当人类进入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后工业化历史阶段,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对象之间的界限将逐渐消失,政策不再是工具性的存在,而是服务于行动者的合作行动的发生。在合作行动中,政策将逐步突破工具性的狭隘视野,成为道德的载体,合作秩序也将随之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