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07——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要点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统一审议及其相关工作。以坚持和维护法制统一、提高审议质量为重点，继续实行并完善逐条审议制度，积极探索提高审议质量的其他有效方法，认真做好省人大常委会2007年制定、修改、批准和废止法规的统一审议工作；坚持提前介入法规草案的起草和调研工作；进一步探索推进开门立法、     

把握教学培训统一契机提高警体教学水平

肩负着职业培训、学历教育双重任务的警察院校在教学培训中可从五个方面提高警体教学水平:正确分析教学对象,使教学内容做到因材施教;充分整合公安教育中各方物力与财力,使教学设备发挥最佳效能;探讨教育规律与过程,丰富教学方法;发挥人才优势,进行教学科研课题攻关;均衡师资结构,达到教、训协调发展.     

阳台上的美叶光萼荷

王为民带着田田和秦曼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排练大厅作例行的体形训练，我已经报名参加一年一度的全省大学生青春选美大赛，我相信自己有实力获得较好的名次，最起码能进入复赛，我的同学都夸我有一副魔鬼身材，这对于我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尽管这两天心情不好，但我还是想全力搏一搏。     

对我省地方立法统一审议的一些思考

立法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地方性法规草案由负责统一审议的机构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草案修改稿。”这一规定确立了地方立法实行统一审议制度。为此，全国各地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都设立了相应的负责统一审议的机构——法制委员会，且大部分还设立了法制工作委员会，为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工作服务，为法制委员会的统一审议工作服务。     

朝鲜核开发的重新启动与朝美矛盾的加剧

2003年1月10日,朝鲜退出核不扩散体制,美国做出强烈反应。美朝第二次核危机出现。朝鲜认为美国拒不履行核框架协议中的承诺和布什执行敌视、扼杀朝鲜的政策,迫使朝鲜采取重新启动核设施的“自卫”行动。布什认为朝鲜的行为破坏了核不扩散体制,挑战美国的权威,威胁了美国的安全,决定对朝鲜采取“对话”与“施压”政策,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并动员国际社会迫使朝鲜放弃核计划。由于美朝彼此敌对,缺乏信任,因此解决朝鲜核问题将会是艰难的讨价还价的过程。     

“一国两制”与国家统一新观念（下）

（接上期） 二 最大限度降低实现国家统一的成本和代价 通过“一国一制”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通常要通过长年的战争和混乱，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往往要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后人们才会感觉到统一的可贵。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固然，追求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国家一定要统一，但是能否尽可能降低统一的成本和代价，不让人民遭受损失，实现“无痛”统一呢？     

“9．11”之后俄美关系的发展与走向

200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震惊了世界,迫使美国调整了对外政策,准备建立世界性的反恐联盟。这个事件为俄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大力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不但在军事上帮助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甚至作出巨大的地缘让步,向美国敞开了中亚的大门。这是普京为改善俄美关系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但这是伴随着俄罗斯要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俄罗斯在作出让步的同时,也要求美国在关系俄罗斯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作出相应的反应。一、“9.11”之后的俄美关系。首先,关于西方国家对待车臣恐怖主义的问题。车…     

抵押登记制度创新可行性研究

抵押制度,以其不转移占有的担保方式,既最大限度地保证抵押人对担保物的利用,又充分保证债权人权利的实现,成为担保法律实践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制度,登记在抵押权设定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抵押登记在登记效力、登记机关、抵押权实现与其他机关的强制执行的冲突等方面存在问题,对抵押权的设立、实现产生不利的影响,需要加以理顺。本文试图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在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内,依托上海市浦东新区改革综合配套改革的大背景,进行抵押登记制度创新的探索。     

新疆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王伟：进一步加强机关的基础性工作

前不久,福建省委统战部召开部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对获得统战"工作用心奖、工作创新奖、内勤服务满意奖"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省委统战部长张     

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