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事诉讼法出罪问题

我国《刑法》第3条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分别从“入罪”和“出罪”两方面进行了限制。但是，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早就对某些超越刑法有关“出罪”事由规定的犯罪进行了“非犯罪化”的处理，本文对其合理性进行了探讨。     

国际刑法与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是国内刑法上的古老而文明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国际刑法上,它的处境却是极其尴尬的：在国际刑法短暂的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罪刑法定不为国际刑法所认可。近来,肯定罪刑法定主张的出现,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无定论的讼争。本文认为,从历史与现状来看,国际刑法没能贯彻或没有很好地贯彻罪刑法定精神;从应然的要求观之,罪刑法定应当也必将成为国际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罪刑均衡原则视野下的挪用数额认定 对以后次挪用归还前次行为的分析

挪用公款中的犯罪数额的计算对该罪的定罪量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次或者一般的多次挪用公款数额的计算并不存在法律上的争议．对其按照实际挪用数额或者累计数额计算已经成为理论及实务界的共识。但是，对于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公款情形下的挪用公款数额应当如何计算，却是存在着众多的争议。     

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逻辑构造

罪刑法定原则的教科书式解读并不是一种司法逻辑。按照刑事司法逻辑,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有全新的所指。前者致力于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的形式之辩,后者致力于对"法有明文规定未必为罪未必处罚"的实质之辩。对于形式之辩,可将其分析为两种辩辞,它们与刑法目的的关系完全不同。对于实质之辩,应着重把握定罪情节的意义和内涵,而其要义则在于规范之辩。     

对法院预收罚金进行法律监督的分析与展开

法院预收罚金,是指在判决宣告前被告人根据法院要求主动向法院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将来判决时的罚金。法院预收罚金从轻处罚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法院预收罚金从轻处罚并不违背刑法公平原则。开庭审理前,法院预收罚金不具有法理上和逻辑上的正当性;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判决宣告前,法院可以预收罚金。对法院不当预收罚金的,检察机关应当采取纠正违法和抗诉两种手段进行监督。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明确性原则和适当性原则赋予了罪刑法定原则生命的灵魂,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形式与内容上得到高度统一。以此标准判断,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四个特征中,经济性、犯罪性、称霸性特征都存在逻辑、含义不清等问题,需要完善。     

刑事辩护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运用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修订后的《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旗帜鲜明地将罪刑法定原则载入刑法典显要位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可知辩护人的责任就是为了实现实体正义。要达到实体正义，罪刑法定原则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原则，实体正义就不可能达到。因此，…     

刑法变通缺失语境的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司法路径

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规定至今尚未出台.为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特定案件无法可依的状况,在现行法律原则和制度框架内,以习惯法实现罪刑法定的出罪机能,发挥能动性司法,准确理解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的理念并建立相应的运作机制,适当引入判例制度,是实现民族地区个案公平与正义的必然选择.     

罪刑均衡原则视野下的挪用数额认定——对以后次挪用归还前次挪用行为的分析

多次挪用公款,以后次挪用款项归还前次挪用款项的挪用数额认定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复杂情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但是,此解释与刑法罪刑均衡的基本原则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学者及司法实务者从各种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事实上,对以后次挪用归还前次挪用公款行为的数额认定应当以罪刑均衡为标准,综合考虑挪用公款罪的不同行为方式.     

刑事一体化下罪刑条文的建构——以罪名的概括性为视角

刑事一体化是一种动态的、整体的和关系性的观念与方法，在罪刑条文的建构过程中可以具体化为罪刑条文一体化。根据罪名具有概括性的特征，建构罪刑条文体系的关键，是在坚持罪名法定等基础上，充分发挥罪名与罪状的互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