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之殇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但是,生活美好的前提,必须是安全。如果没有安全,谈何美好?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仿佛灾害总是那么遥远,仿佛那些恐怖悲     

“可控性解禁”:美国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政策评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经过长期的社会动员和舆论准备,安倍政府终于在2014年解禁了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在此过程中,美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奥巴马政府上台初期,出于各种考虑没有在这一议题上对日公开表达支持。但进入2014年后,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解禁需求的增加,以及出于进一步平衡中国的考虑,美国改变态度,正式对解禁表示欢迎和支持。但鉴于美日之间在解禁的基本目标和实施细则方面尚存在分歧,美国对日本解禁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试图使其成为一种"可控性解禁",即日本解禁的方向和程度必须处于美国可控的状态下,既最大限度提升解禁对美国利益的促进,又努力降低其可能带来的风险。     

清驻德属西萨摩亚中国领署的设置北大核心CSSCISSCI

德属西萨摩亚与中国相距遥远,彼此交际本不殷繁,殖民当局因发展种植园经济的需要,相继招雇数批华工。旅萨华工备受雇主、工头的欺凌虐待,不断乞求清政府设置领事给予保护。晚清中国与德国有关德属西萨摩亚的设领交涉成为20世纪初中德一个重大的外交争端,交涉过程与招工、保工章程、合同的修订相交织。起初,清政府鉴于西萨地狭事简,并不愿在此增设领事,后因虐工丑闻日甚一日,攸关国体民命,遂积极展开设领交涉。西萨设领最终尘埃落定,但限于自身国势,旅萨华工的境遇未见明显好转。     

论中美俄三角关系

风云变幻七十载,2015年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需要铭记历史、共创未来的新时期,大国博弈和地区争端不断刺激着人们的安全神经,也重塑着当今的世界格局。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右势力的泛起更是严重挑战了战后的国际秩序。新形势下中美俄三角关系如何互动?利益博弈下的美欧关系究竟走向何处?如何在新的挑战下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针对上述问题,本刊特邀专家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关于自然人订约能力之规定的探讨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合同是重要的经济形式。为了保护订约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合同的有效成立,有必要对自然人的订约能力进行探讨,并比较两大法系各国民法对此问题的规定,提出在我国应适用禁治产制度,讨论实行该制度之可行性。     

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背景下美菲同盟强化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高调实施重返东南亚战略,全方位重返东南亚.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既是对以往相对忽视东南亚政策的矫正,更是美国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和遏制中国,主要手段和策略就是强化美菲同盟.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背景下,美菲同盟强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军事合作不断加强,防务合作更趋务实和灵活,经济合作不断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美菲同盟强化将给中国带来深远影响:致使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成极大压力,完善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挤压中菲经济合作空间.中国必须积极应对美菲同盟强化造成的不利影响,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主要对策是: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经验,坚持矛盾双方直接和平谈判原则,实现矛盾双方利益的和谐,把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最高领导人发挥大智慧和大魄力,增强自身实力与消除中国威胁论并举,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和区域组织,积极开展软实力外交,积极改善与菲律宾的关系,削弱美菲同盟的利益基础.应对美菲同盟强化及相关联的中菲南海争端问题,应警惕国内激进民族主义倾向,不能反应过度;应讲究策略,坚持同菲律宾进行直接、和平、平等的协商.     

美国在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问题上的立场演变——基于1949年至2022年的历史考察

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问题是两岸政治定位争议在国际领域的延伸。两岸围绕这一问题的交锋主要集中于国际多边领域,因而更易成为美西方国家联手“以台制华”的工具。尽管1949年以来美国在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问题上的立场受到中美实力变化、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台政策的影响,但这一问题一直都是美国在国际领域干涉中国内政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在美国挑起对华全面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加大了打“台湾牌”的力度,对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明显增强。尽管在中国国际影响力上升与现行国际法秩序之下,美国支持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并未能实质撼动国际社会普遍坚持的一中框架,但美国在国际上频频为台当局参与国际组织站台和撑腰打气,仍对中国政府在国际领域处理涉台事务造成严重干扰。     

“自主”与“依附”：影响澳大利亚对台政策的主要因素探析

自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从现实主义出发建构起一套完整的对台政策框架。随着澳大利亚对华经济依赖的逐步加深,澳方在对台交往上基本维持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但在美国因素影响下,又间断性地出现脱轨现象。2017年后,特朗普行政当局对华采取全面对抗策略,美方介入台海事务的频率与力度空前提升,华盛顿拉拢盟友介入台海事务的意愿亦愈发强烈。同时,中国的崛起亦导致澳大利亚对华疑惧不断加深,从而强化澳美结盟意愿。长远来看,澳大利亚可能更加积极地配合美国介入台海事务,采取新的政策动作,从而影响中澳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     

“新、老欧洲”与美欧关系

“新、老欧洲”的概念，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提出的，他把法、德等反对美对伊动武的欧洲国家称为“老欧洲”，把积极支持美国对伊政策的中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并称“北约欧洲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新欧洲”。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严重的政策分歧不仅使欧盟在共同外交政策上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也使美国和欧洲大陆主要大国的关系滑入了二战以来最深的谷底。2004年5月欧盟正式接纳10个中东欧新成员国后，“新欧洲”成为了美国在欧洲保持影响的首要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