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级市的慈善范本

北流，这个位于桂东南的普通县级市，经济在全区不是特别冒尖，成功企业家数量也绝非最多，但其民间公益慈善事业却如火如荼，各种民间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其筹资规模之大、资助范围之广、产生的社会效应之显著，在全区县（市）首屈一指。通过救助困难群体、倡导尊师重教、鼓励见义勇为，民间公益传递出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在当地营造出浓厚的“好人社会”氛围。     

法治化视域下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检视(一)是否实现政府部门之间联动合作、信息共享由于现代社会事务的复杂性以及跨部门性,政府需要治理的社会事务不再仅归属于单一的行政部门,其可能跨越多个相关部门。若一个行政部门通过调查等手段获取的监管信息不主动或经请求不向其他部门公开,那么其他行政部门的监管工作必然无法有效地进行。部门各自为政,没有形成联动效应,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我国政府各部门在社会治理中出现的信息不通     

持之以恒纠“四风”改作风正作风

正目前,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逐渐进入尾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标本兼治,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通过立破并举、扶正祛邪,不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努力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深刻领会、贯彻落实     

加强“党建带妇建”提升妇女队伍建设

<正>近年来,农二师三十团党委始终坚持把妇女工作摆在"大党建"格局的重要位置,强力推进"党建带妇建"工作,形成了"党建先导、整体联动、优势互补、注重实效"的工作态势,开创了"党建带妇建"的良好局面。     

工伤认定的程序理性——以相对人之参与权视角

作为劳动者获得工伤待遇的必经之路,工伤认定不仅牵涉到错综复杂的事实判断与法律评价,更紧密关联于被灾劳动者的生存之权,认定之责可谓重要而且艰巨。但行政机关却出于对效率、成本的考量,而一直坚守着封闭、神秘的程序设计,当事人既无从参与,更无从知悉认定的原委与真相。从程序正义角度观之,难免遭疑。此时,问题被卡在程序本身的正义性与经济性这两难之中,前者要求充分参与,后者则力求简约。在二者之间,真正的出路并不是某个极端,而应是一种平衡。在公正面向上,当以正式听证保障参与之权;在成本面向上,则以简易设计促进效率提升。二者既相互界分又相互连结,力求在平衡与互动中实现整体效益的最优。     

铁路公安与地方公安群体性事件联动处理机制的构建

随着转型时期社会的发展,各类社会矛盾在不断凸显,铁路群体性事件也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是铁路警察受警力有限的制约,只能应对小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对于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就显示出警力单薄的问题。在警力有限的条件下,利用地方警察力量弥补铁路警力的不足,以构建铁路公安与地方公安群体性事件联动处理机制,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案之一。     

管用 真用 实用 提质 提速 提效 江西省赣州监狱以信息化落地全面提升管理水平

正近年来,赣州监狱以管理应用为导向,推进信息应用平台建设,涵盖管教业务、应急处突、办公应用、等基础管理,着力构建信息主导、警务联动、快速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以信息化"落地生根",实现了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网络办公全员化。2011年2月起,监狱全面推进OA办公。监狱民警计算机配置率100%,信息点联通至各管组民警值班岗亭。目前,日常台账记录,查看通知,文件和邮件阅办、督办、审批、     

讯辉监控系统在110报警中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出于安全市场研究的需要等原因，社会对监控技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一方面随着应用范围扩大，针对各行各业的不同要求，其功能必须不断加强和细化，操作应尽量简单人性化；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客户总系统的易用性，节省客户投资，监控系统与其它系统、功能互相整合的趋势日趋明显。     

是共赢不是依赖——试析韩国对华投资与贸易的新特征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韩建交加快了韩国对华投资和贸易的速度,之后的1997年亚洲货币危机时期,中国为稳定亚洲货币而展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加大了其规模。在投资引导下,贸易中严重偏于以原材料和零部件为主的结构特征,虽使韩连续保持巨额的对华贸易顺差,但也同时提高了和中国经济的联系程度。针对如何看待以对外投资刺激贸易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模式,笔者认为,投资国不应只顾虑到外来投资会提升受资国竞争实力、加深依赖甚至产生“飞镖效应”,而应从本国贸易顺差、产业结构升级乃至合作利益的角度出发,认识到这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共赢原则的必然选择。     

清末涉外版权谈判及其启示

清末中西实力失衡,列强在通商续约过程中提出版权保护要求。清政府在涉外版权谈判中面临取舍难题：对外而言,保护外国版权是收回治外法权的条件,但这会导致级差效应,加剧贸易逆差;对内而言,不保护外国版权短期内有助于讲求西学、文明开化,但可能不利于国内相关产业与文化的长远发展。反复博弈后,中外达成了涉外版权的有限保护条款,并得到一定程度的适用,避免了我国在国际法领域进一步处于被动。清末涉外版权谈判可以为我国处理涉外知识产权问题提供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