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时态下的层级政府分析

层级政府是从层级角度进行分类时所包含的政府之统称.其中,处于不同层级上的政府分别为一级政府、二级政府、三级政府等等;而根据政府层级数,可将层级政府划分为二级制政府、三级制政府、四级制政府以及五级制政府.共时态维度的考量表明,无论是西方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或四级制政府.历时态向度的分析昭示,中国古代层级政府以虚、实四级制政府最为常见;近现代中国的层级政府则经历了从民国时期的三级制政府为主导,到新中国成立之日起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四级制政府占主导,逐步向五级制政府转变的层级递增趋势,而且这种五级制政府已成为主导性模式.随着市管县体制的日渐式微,当代中国层级政府建设的主导趋向是减少政府层级,虚化市级政府,实行四级制政府模式.     

斯大林与苏联联邦制的兴衰成败

十月革命前,列宁和斯大林都反对联邦制,主张单一制国家结构;十月革命后,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列宁和斯大林转而倡导联邦制,斯大林直接负责联盟国家的创建。但随着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苏联实行了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联邦制形同虚设,宪法赋予各共和国的权利没有落实。造成联邦制变形的原因很多,有认识上的误区,也有大帝俄意识的原因,还有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因素。所有这些,弱化了各共和国的权利,使联邦制有名无实。     

论美国宪法的四个实质性程序

笔者认为美国宪法包含四个实质性程序,即分权与制衡程序、联邦制程序,强力且受控政府程序和贯彻司法审查原则的程序。美国政治竞争的原则,通过四个实质性程序予以贯彻和保障。     

宪法危机理论:以美国内战与重建时期为例的阐释

宪法危机的发生有两个条件 :第一 ,在根本性问题上 ,宪法条文具有强烈的容易引起宪法解释争端的模糊性 ;同时 ,这些模糊的宪法条文所规定的问题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又已经发展成为实际的、主要的政治问题。我通过对美国内战与重建时期的历史检视 ,发现在美国联邦宪法中存在着三个符合这些条件、并最终引发宪法危机的模糊点 :联邦制度和最高主权归属的问题、共和制度与奴隶制度的关系问题、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也是美国内战与重建时期要着力解决并通过暴力手段得以解决的问题。     

美国联邦制运转紊乱导致疫情泛滥

美国应对疫情失利与联邦制运转紊乱失序以及自身治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有关。州长与总统之间的频繁"对骂"已然构成美国抗疫政治的常态性现象,联邦政府以及各州之间也不断出现相互争抢医护物资的独特场景。美国联邦制下选举政治实践的荒腔走板,加剧而非缓解民众深陷疫情难以解脱的困境。     

转型以来俄罗斯的民族问题

在后冷战时代的第三次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所引发的民族问题中,俄罗斯联邦的民族问题尤为引人注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从联邦国家层面来看,主要是以联邦主体为单位的各主体民族与俄罗斯族的关系问题;第二,从联邦主体层面来讲,各联邦主体内部的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问题。从转型以来俄罗斯联邦的宪政结构与联邦化的制度实践来看,俄罗斯先是采用协商性的联邦制,而后到普京时期又辅之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方法来处理民族问题。俄罗斯解决民族问题的实际进程与制度构建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中共二大与国家结构形式的构想

192 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结构形式的最初构想 ,即以联邦制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这一构想的提出 ,一方面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 ,对十月革命后苏联所建立的新型国家结构形式的认同 ;另一方面又是对 2 0世纪 2 0年代初国内政界、学界关于联邦制大讨论的一个回应。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结构形式选择的历史起点。     

地方举债权与财政联邦制的思考

从地方政府的负债恶化和预算法修改的呼声入手,评析地方政府的各种对策,在财政联邦制的框架内,以地方政府的举债权和规范市政收益债券为切入点,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的合理和制度性划分,方法寻求到一个契合中国目前国情的财政分权模式。     

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熊希龄的国家结构观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熊希龄曾入主内阁,在地方制度上提出采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实行中央集权的施政纲领,对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7年至1926年,他改变立场,极力主张联邦制,20年代还汲汲于实际活动.熊希龄思想的变化具有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根源,典型地反映了立宪党人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