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新军事学说解读

今年2月5日，俄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关于批准俄联邦军事学说（以下简称军事学说）的第146号总统令，同时宣布废除2000年2月21日由俄联邦代总统普京签署的旧版俄联邦军事学说，标志着俄罗斯新军事学说正式出台。这部并不算长的新军事学说以军事理论原则为基础，在对俄联邦面临的军事危险和军事威胁进行分析后，详细阐述和列举了俄联邦的军事政策及国防的军事经济保障。作为引导今后一段时期内俄罗斯军事力量发展走向的重要文件，它的出台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联邦主义:大国繁荣的政治抉择

由于规模之巨,大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它既能够促进又能够遏制全人类的进步,因此,人类需要设计一套政治制度,确保大国沿着人类进步的积极方向前行,使它成为全人类幸福和繁荣的主要动力和保障。在现实生活中,单一权威中心的单一制和多中心的联邦主义通常被作为安排大国政治生活的制度选择。由于担心多元化带来社会失序,前者以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应对之,提倡中央与领袖的权威,遏制个人权利和自由;与单一制相反,后者鼓励多样化,保护公民自由权利,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平等竞争,实现权力制衡。表面上看,单一制在解决大国问题方面似乎有超强的能力,然而,这种制度不仅恶化了大国潜在的自然问题,而且限制了大国解决自然问题的能力。相反,联邦主义既能克服大国的规模障碍,又能够降低因资源匮乏而造成的人为灾难,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充分地释放大国人民应对危机的潜力。如果大国试图寻求持久的幸福与繁荣,联邦主义制度是一项应然的政治选择。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出版

2010年初，俄罗斯奥尔玛媒体集团在莫斯科出版了由谢尔盖·沙赫赖和安德烈·可里沙共同撰写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法》教科书。该书的第一作者俄罗斯功勋法学家谢尔盖·沙赫赖不仅是莫斯科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而且还曾经担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杜马代表、总统驻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代表，     

靠不住的“伟人”

美国发明家、外交家富兰克林讽刺"罗马教会是一贯正确的,而英国教会是永远不会错"。以此反观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亦非无可指摘。"以身许国"的华盛顿,在针对英国的"预防性媾和"政策激起民意反弹时,选择了急流勇退,成就了总统两届到头的不成文惯例。但他早年错误伏击了一支法国外交使团,有生之年对奴隶制的默认,乃至在总统府蓄奴,都不难让人抓到把柄。亚当斯的短短一届总统任期避免了     

联邦行政程序法与州行政法

美国各州制定行政法时采用了许多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中的概念。然而,联邦行政程序法与各州行政程序法的联系是间接的。指导许多州制定其行政程序法的直接依据是统一州法律委员全国会议制定的示范州行政程序法版本。因为这些示范州行政程序法包含着许多贯穿于早期联邦法案的一般性概念．且由于州非常依赖示范州行政程序法来制定州法，     

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干部考察团访华

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以中央执委、仰光市市长昂登林为团长的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巩协）干部考察团一行15人于2008年7月20-27日访华。在京期间，交流协会顾问、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及交流协会顾问、中联部副部长刘洪才分别会见了考察团。除北京外，考察团还访问了云南、上海。     

美国联邦土地管理中公共信托原则的运用

美国联邦土地以公共信托形式进行管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美国联邦土地信托是为公众利益或公众享用而设立的信托，受托人为管理机构，受益人为社会公众。通过运用公共信托原则，不仅管理机构的职权和职责更加明确，而且立法和司法对公地管理机构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得以实现，公众权利得以确认和保障。尽管美国的法律体系与我们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从中仍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2009年5月19日由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功能性联邦主义的中国型态及其代价

功能性联邦主义认为，在一个多级财政体制下，应该注意发挥各级政府在其独特擅长领域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性事务和相应的财政支出应该主要交由地方政府负责，再分配事务及其财政支出则主要应由中央政府来承担。中国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职能配置与分工，并不符合功能性联邦主义的标准，而是一种“准功能性联邦主义”，即中央在放权让地方承担经济发展主要职责的同时，也将再分配支出责任一起转嫁到地方并主要以财政转移支付来进行填补和带动。这一制度策略不仅有损社保制度公平与效率，而且在宏观上造成了我国向公共财政转型的艰难，具有不可持续性。应在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巩固地方发展积极性的基础上，提升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逐步提高中央政府的再分配职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稳定和规范的功能性体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