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被剥夺了辩护权,可否以此为由申请再审?

读者何某问:2009年7月,我的叔父突然失踪了。一个多月后,收到看守所叫去给叔父上账的电话,才知叔父因涉黑被逮捕了。我们聘请律师担任叔父的辩护人。可是,无论是会见犯罪嫌疑人,还是查阅案卷,处处都受刁难和阻挠。所谓辩护,形同走过场。结果叔父被莫须有的罪状科以徒刑。我们全家对叔父被枉法裁判都不服。我们可否以辩护权被非法剥夺为由申诉再审?     

“曲意释法”现象批判——以刑事辩护制度为中心的分析

新刑诉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但是,理论上仍然要警惕"曲意释法"的现象。所谓"曲意释法",即公、检、法机关利用其解释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话语权",故意违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曲解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内涵,对刑事诉讼法作出有利于自己却不利于辩方的解释,以扩张自身权力并压缩辩护权行使的空间、抑制辩护权的行使。"曲意释法"现象在司法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将会极大地减损、抵消甚至架空此次     

试析斯考契波的“国家自主性”理论

“国家自主性”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概念，它表明国家重新进入政治研究的核心视野中。西达?斯考契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自主性理论是在对非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批判的基础上来进行构建的。其以现实主义、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视角，在宏观层面剖析出国家的强制性特征、国家利益以及国家能力等要素，从而证明国家具有“潜在自主性”。斯考契波打破了传统国家研究的社会中心主义视角，将国家作为自主实体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学者应有独立的人格

人格使一个人区别于他人，并可通过其与环境和社会群体的关系表现出来。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方式能保持独立，我们就说其人格是健全的，可称这样的人拥有“独立人格”。一般所讲的独立人格，主要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     

住房市场发展中的政府自主性及其提升路径

由于住房不平等现象以及住房市场失灵,政府对住房市场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政府自主性是政府干预住房市场发展的政治基础.基于自主性逻辑,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会导致政府干预住房市场的双重失灵.政府自主性在住房市场发展中面临着释放市场与保卫社会的悖论.随着政府公共性的回归,住房市场发展中政府能力的提升路径包括:强化住房政策顶层设计、提高政府与市场合作能力、厘清地方政府责任.     

比较法视域中的公设辩护人制度研究——兼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建构

公设辩护人制度建立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实现公民律师辩护权、兑现国家刑事法律援助义务以及矫正辩护服务的过分商品化。公设辩护人具有公务人员与辩护人的双重身份，从诉讼构造、立法规范及历史沿革上看，公设辩护人的基本属性是辩护人，他们应首先遵循律师职业伦理，而非公务人员的行为规范。实际运作中，公设辩护人组织的隶属关系影响到其独立运作；其受案范围的确定既存在根据贫困与案件性质的双重标准模式，也包括与强制辩护制度相结合的模式；从保障被告人权利角度上看，公设辩护人的纵向代理方式优于横向代理方式。通过借鉴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成功经验，形成社会律师与公设辩护人多元并存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以维护我国公民律师辩护权。     

教师自主性在形势与政策课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多元化、国际化和信息化,人们在重审高等教育目标,思考高等教育改革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教师自主性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关于教师自主性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学者们普遍认为没有教师自主性的有效提高和充分应用,学生的主体作用就不可能有太大的发挥。旨在将教师自主性的理论成果置于大学形势与政策课中,探讨其原理与做法的同时摸索提高形势政策课教学质量的方向。     

论单位犯罪的辨护权

现行刑法在立法上确实了单位与自然人同为我国刑事法律主体的二元机制。但基于传统刑事理论对单位犯罪的否定,导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单位犯罪辩护权规定的相应阙如。程序立法的失缺,必阻碍实体法的实施。鉴于此,本文对单位犯罪辩护权理论作了些尝试性探讨,并对单位犯罪辩护权的保障提出了建言。     

沉默权制度中国化探析

沉默权是现代法制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所在。沉默权在西方就是一项充满争议的制度,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否引进沉默权原则,更是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之争。我国应当确立有限沉默权原则。     

智能社会中的法治与人的尊严

未来法治的命运如何?现代法治深陷智能科技带来的未有之大变局。历史上法治曾面临多种危机,但智能科技将导致更为深刻的尊严危机——从根本上法治是否可能丧失保障人的尊严的基本能力?如果智能科技导致法治与人的尊严脱钩,我们是否还需要法治?我们是否还能守护人的尊严?不论是作为个人的内在价值还是个人自我发展的责任原则,个人尊严都是现代法律的最高价值。现代法律以权利和自由作为基本“语法”,通过法治这套“算法”,实现法律保护人的尊严的承诺。但是,一方面,权利可能被智能科技“架空”,无法成为个人内在价值的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智能科技可能使人陷入自主性危机,难以成为法律上期许的自由意志主体。智能科技的降临促使我们反思现代社会过度强调的以智性为单向度的个人尊严观,探索一种超越法律文明秩序的多维度文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