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在强制性到内在自主性——迈向儿童和青少年“自主性支持”的社会化模式

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化目标之一是让他们获得自主性。但一些教育和培养措施却可能不利于儿童和青少年自主性的形成,在教育模式上,我们面临强制性与自主性的张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些社会化权威和机构用强制性来替代自主性,甚至以强制性措施来牺牲儿童和青少年的自主性形成。于是,一些外在的强制性和内在的自主性之间形成了“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青年自主性缺失体现在：自主思考能力的缺失、自主选择能力的缺失、自主负责能力的缺失、自主实施能力的缺失。要避免以强制性来牺牲自主性,就要重新思考强制性和自主性的关系,实行“自主性支持”的教育和培养模式,以增强青少年应对未来时代的不确定性的能力。     

论民意审判与辩护权缺失——从六组案例谈起

民意审判所指向的所谓正义的结果,只是被障眼法所偷梁换柱了的“正确判决”,这样的结果必然会有失偏颇,同时,它对案件胜负的不同影响乃是取决于诉讼外的力量对比,其实,辩护权的缺失才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国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制度之完善

辩护权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各项权利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应当说,刑事诉讼的文明史就是辩护权的发展史。由于律师辩护对于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重要性,世界上发达国家已将律师的辩护权从审判阶段扩展到侦查阶段。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律师有权介入侦查程序并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但是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语境下律师业务思考

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制度。近年来,司法改革为刑事辩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下称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充分介入审判前程序,律师介入刑事审前程序的法律规定使刑事辩护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一、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审前辩护权及程序保障机制(一)刑事审前辩护权的发展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得我国法律第一次允许律师介入刑事审判前的程序,辩护律师可以参与审     

论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新刑事诉讼法辩护权的保障及应对

在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程序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视保障被指控人权利的大背景下,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其中对第四章《辩护与代理》部分作了大篇幅的修改,这也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亮点之一。     

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刑事辩护权作为公民受到刑事追究时享有的程序性权利,是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基础性制度设置。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保障刑事辩护权的法律制度,是人权保障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尽管我国宪法和法律等为尊重和保障人权提供了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扩大了刑事辩护的内容,也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进一步开辟了道路,但法律的出台并不等同于社会理念的普遍建立,有必要强化社会的刑事法律援助理念,不断提高我国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水平,促进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和和谐社会建设。     

街层官僚的自主性行为及其提升

街层官僚由于其工作条件与环境的特殊性,享有大量的自主权,并且在其执行政策过程中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20世纪的行政改革几乎都致力于限制其自主空间以抑制对公共利益的背离,但街层官僚通过一系列策略选择使得这些方案破产,进而消解外部控制。实际上,出于"经济人"假设限制街层官僚自主空间的视角本身就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彰显街层官僚的"公共人"特性,才是保证街层官僚自主行为符合公共利益的正确方向。     

论单位犯罪的辨护权

现行刑法在立法上确实了单位与自然人同为我国刑事法律主体的二元机制。但基于传统刑事理论对单位犯罪的否定,导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单位犯罪辩护权规定的相应阙如。程序立法的失缺,必阻碍实体法的实施。鉴于此,本文对单位犯罪辩护权理论作了些尝试性探讨,并对单位犯罪辩护权的保障提出了建言。     

军校研究生管理的人文维度

现代管理学认为,如果管理不能深入对象的人心世界,预期的效益就无从谈起。这一理念的基点,是指管理者要达到组织目标,一切管理活动都必须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根本,以人的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为动力。在军校研究生的管理中融入人本理念,就是要在刚性的军校管理中彰显"人文性",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