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概念建构的全球性与民族性——以Z世代流行为中心的考察

世代是青年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Z世代概念的流行受全球化情境、互动性关系、语义性效用、延续性依赖的影响，其价值内核是被资本逻辑裹挟的概念，其传统根脉是扎根于西方文化历史逻辑的概念，其效用维度是被各取所需的多元、模糊、流变的概念。世代概念建构既具有全球性规律，又受到民族性制约，并受到民族性价值规范、民族性时间观念、民族性认知范式的深刻影响。构建中国自主性世代概念体系须坚持破立并举，坚守人民性立场，创新建构方法，鼓励学术想象力，拓展构型美学向度。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引领型实践过程及经验逻辑——基于“嵌入式国家自主”理论的情景化拓展

新时代以来，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与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呈现出一个充分凸显“国家引领性”的治理图景。为更好地解释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经验，本文在已有“嵌入式自主”理论基础上，将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与治理场景考虑在内，提出中国情景化拓展的“引领型自主”分析框架，并援引“问题缘起—行动要素—维系策略”逻辑思路，探讨国家先行实验区典型案例的实践样态。研究发现：农村环境治理缘起在于内在压力和外在推力的共同驱动，表现为国家权威注入的政策传导在先，村庄内生的自治发展在后，通过政策政治性激发村庄自治性，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自主有为—引领地方有效”是基于中国本土典型建构出的经验架构，是透过“引领型自主”理论诠释探讨出的“治理有效”机理模型，有助于深刻把握中国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现代走向和转型。     

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强冲突与弱平衡：台美关系的脆弱性问题与台湾当局的“自主调适”

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关系发展中的单向深度依赖，使其长期处于依附关系下的被控制地位，台美关系的脆弱性特征至为明显。为增强与美合作的所谓“自主性”,台湾当局试图通过政策调整，在与美冲突与平衡中谋求“非完全性政治附庸”空间，力促以均衡性为目标的台美“互需型”经济合作，并着力开拓扈从样态下的军事合作。由于美国掌握单方面设定台美关系底线与限制的权力，台湾当局在调整对美关系脆弱性的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政策措施，都无法解决强冲突与弱平衡的结构性矛盾，与美方议价的能力只会越来越弱，根本没有“自主性”可言。     

麦考密克法律论证理论视角下的辩护权

根据麦考密克法律论证理论,辩护人在法庭上陈述和建构案件事实能够为法官提供备选的演绎规则,从而推进司法裁判程序.该辩护行为及其事实性权威证成了辩护权,并形式化为法律条文,开示辩护权背后的社会压力.以此讨论辩护权的中国样态,关注法律条文之间的内在张力,描述辩护权救济渠道不畅、审辩冲突加剧等情形,揭示辩护权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冲突.借助外部性反思视角,评析我国刑事诉讼格局对辩护权运行的影响,最终明确辩护权的有效落实仰赖以审判为中心、控辩地位平等、充分尊重权利的法律论辩.     

漫游：加速社会青年群体的减速实践

从时间自主性的角度出发，围绕“城市漫游”这一行为，考察社会加速背景下青年群体的刻意减速实践，研究发现：人们通过不规划时间、减少单位时间的行动量来抵制日常生活的线性节奏；通过媒介断连、时空同步来抵制媒介节奏；通过延长时间体验抵制“现时性”的消失。由此可以看出，漫游或能成为列斐伏尔的诗性“瞬间”，以此跳脱腻味的、精疲力竭的与单调乏味的日常节奏。     

“两个结合”是内涵丰富的主体创造性过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决不是自然存在的、直观感性的、自在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具有自觉目的性、自主创造性、“批判革命性”的主体性过程。自主性意味着两个结合是主体自主、自觉、自愿的创造性过程，而不是外在强制性被动行为；贯通性意味着不同结合对象之间存在着契合点，形成了结合的可能性基础和贯通性特征；差异性结合意味着“两个结合”是在把握特殊性基础上的“有差别的统一”,而不是“拉郎配”式的硬性结合；互动性结合意味着不同要素在结合中不断改造对方也不断改造自己，形成整体性推进和提升。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演进脉络与中国化实践

国家在现代政治经济活动中具有核心地位，但马克思本人并未提供一套完整的国家理论，只是揭示了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指明了源于物质生活和生产关系演进的国家发展方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本文聚焦国家和社会关系这一条主线索，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者从“工具国家”到“主体国家”，再到“关系国家”的演进脉络。这一发展历程表明：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体来说是社会分化成阶级之后的产物，阶级性因此成为国家的本质属性。但是，出于维护社会再生产和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需要，国家获得了相对自主性，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作为“工具”的国家和作为“主体”的国家从而实现了矛盾的统一。随着生产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摒弃了将国家视为一种“物”和“实体”的做法，提出了关系视角的国家理论，强调基于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来理解国家，进一步打破了机械唯物主义国家观。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原理，并基于中国实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其核心是创造条件，不断消除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关系，实现两者的相互增强。     

“三项举措”助推互联网企业党建焕发新活力

近年来,唐山市积极顺应互联网企业迅猛发展态势,持续加强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不断增强党在新就业群体中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让党建有温度、组织有活力。严密组织体系,着力提高“两个覆盖”质效。平台企业存在发展扩张快、组织架构变动频繁、从业人员流动性自主性强等特点,以2022年唐山市快递行业的调研数据为例,全市214个快递网点中仅有44个网点有党员,党的工作难以有效开展。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强大优势和力量所在。如何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加强这一领域党建工作的关键。     

安全困境、战略自主与风险偏好的惯性探究

为什么一个大国会从“风险规避型”偏好向“风险承担型”偏好转移？大国风险规避或风险承担的战略偏好并不总是与实力对比或战略环境相匹配,有时在现状收益递减或相对权力优势最大化时选择克制战略,却在仍处于现状收益递增或权力劣势时选择冒进战略。对于解释风险偏好的这一不确定性特征,可通过对国家战略自主性、战略动机、安全困境和风险偏好惯性等进行关联性考察,采取兼具体系变量与单元变量的综合路径,探究非本意的系统效应结果。通过对近代欧洲多极体系与美苏冷战两极体系的结构性和进程性考察,验证了自利德尔.哈特到保罗.肯尼迪的目标—手段的动态平衡对大国应对战略风险的重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战略自主性与风险偏好的惯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