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由贸易区法庭挂牌成立

2013年11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由贸易区法庭挂牌成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崔亚东和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胡佩艳为自由贸易区法庭揭牌。     

从东盟在华投资现状看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目的之一是创造一个透明、开放、竞争性以及便利化的投资体制,加强并改善双方的全面经济合作,为2010年前建成涵盖18亿人口、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10%的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确定了更加明确的目标、范围、措施和时间表,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双方的投资规模将进一步加大,经济合作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旋律。一、东盟在华投资与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现状东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地区之…     

薛卫民:再为海西发展建一言

3月7日上午,胡锦涛、贾庆林等中央领导看望致公党、中国侨联界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吴承业委员作为侨联界的代表之一,而薛卫民委员则作为致公党的一名代表     

坚定信心创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对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既不能过分悲观,又不能盲目乐观,应该树立科学的态度。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肯定能建立,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需要各有关方面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共同努力,需要学习借鉴典型的自由贯易区建设的经验,必须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在“10+3”和WTO的框架内进行,必须加速三个“10+1”的合作进程。     

在WTO框架下构建两岸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分析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在目前两岸政治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经济融合或许是实现两岸最终统一的最现实的办法。适逢两岸“入世”之机 ,笔者认为应该充分利用“一国四席”的特殊地位 ,从争议较小的贸易政策着手 ,采取一定的策略 ,突破两岸经济互动的困境 ,在WTO框架之下 ,构建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两岸自由贸易区 ,促进大陆经济与台湾经济的融合 ,以经济上的融合促成政治上的统一。     

构建闽粤港台自由贸易区

着力构建福建发展的三条战略通道，是省委审时度势，总揽全局，提出的新世纪初发展战略。构建闽粤港台自由贸易区，不失为拓宽三条战略通道的一项具体举措。     

区域合作与投资：中国自由贸易区发展模式研究

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为了有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掀起了世界各地划分竞争势力范围的高潮，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经济发展，赶上世界经济的步伐，也纷纷与邻近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结成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或与发达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合作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巨大影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主要依靠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力量，维护自身利益。近年来，中国与日本、韩国、俄罗斯、东盟、中亚和南亚各国以及海峡两岸的相互投资取得了较快发展，带动了贸易的增长。同时中国在APEC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形势，我国应进一步明确目标，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目标是：根植本土，加速两岸四地的合作进程；立足亚洲，谋求周边国家形成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突破疆界，跨越洲际，构筑全球合作网络。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中，我国政府要发挥主导性作用，寻求不同国家共同利益的结合点，促进企业跨国经营，同时抓紧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我国与国际经济接轨。     

试析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现象及其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区获得了飞速发展,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应运而生。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导致了原产地原则的多重复制,降低了自由贸易区运行的经济效率;区域内的产业在轮轴国产生了凝聚效应,而在轮辐国则产生了分散专业化的效应;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现象使自由贸易区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在自由贸易区向关税同盟的升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机遇与挑战——越南贸易部副部长杜如订在中国（广西）——东西亚经济合作论坛上的讲话

2002年11月4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东盟与中国领导人签署了《东盟与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包括10年内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我们此次论坛是在这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后不久召开的.     

行政改革的“内在悖论”:一个解释框架——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为例

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组织自身的变革,也即政府内部的制度变迁。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变革中,政府扮演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多重角色,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改革对象皆处于政府内部,变革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密切,甚至存在相当大的"重叠",因而行政改革蕴含着难以避免的"内在悖论"。通过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创制这一案例的回顾,发现"负面清单"创设所面临的困境,恰恰折射出行政改革进程中的"内在悖论"。基于"结构-角色-行动"这一解释框架,认为行政改革"内在悖论"的形成机制在于改革过程所"嵌入"的正式与非正式结构的影响、改革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重叠、改革过程难以避免路径依赖,以及改革目标存在模糊性等问题。尽管这种"内在悖论"不可避免,但通过推进基层创新式的"边际改革"、强化改革领导者的作用,有助于推进局部性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