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欧盟劳动者自由流动制度

以劳动者自由流动为代表的人员自由流动制度的建成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也是统一欧洲政治经济的基础性制度。本文从适用主体、权利内容和权利限制三个方面入手,结合欧盟基础性条约、二级立法和以往判例,对劳动者自由流动制度进行简要分析,并指出其重要性。     

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布勒公权论的再认识

布勒的公权理论可谓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应当立足于其历史脉络与整体结构来理解。在布勒的保护规范理论中,法规的强行性排除了裁量规范,但包含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规范仍具有强行性。私益保护目的以公私益的划分为基础,构成了布勒保护规范理论的核心要义。援用可能性不同于诉讼可能性,是指受保护的私人可以援用法规范请求行政机关为特定行为。只要法律并未明确排除,即可承认援用可能性的存在。经由布勒保护规范理论所得出的公权具有严格的法规从属性,但也使公权受立法者的宰制。此外,布勒所讨论的公权仅指以特定实体决定为内容的实体性公权,程序性公权被排除在外。在审判实践中,我国法院应对布勒的旧保护规范理论保持警觉,合理地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打击谣言与网络自由并行不悖

说到底，网络谣言其实与现实生活中的造谣惹事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网络更为开放也更为隐蔽，让造淫者更有发挥的余地，多了几分躲在幕后的恣妄。网络平台原本是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的公共舆论空间，却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和控制以达到个人目的。当然非常令人痛心。传统意义上广受肯定的网民、网络民意，甚至因此面临被重新定位的尴尬。     

论老年人再婚自由的法律保护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老年人持续增多，老年人的再婚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根据相关的调查，不少丧偶及离婚的老年人有再婚的意愿，但在现实中却遇到了不少阻力，也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从法律的角度着手，分析我国现行法律对老年人再婚自由保护的不足之处，认为现有法律法规的实际效力过低，规定过于原则，不便于操作，且刚性规定过少，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对的解决策略，以期有利于保障老年人的再婚自由权。     

论诉讼证据处理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依法合理使用,能够促进司法公平与正义,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但对自由裁量权的误读、误用,直接结果是裁决不公、甚至错误。司法实践稍微的偏差,都会导致法律天平失衡。文章从一起民事诉讼案例入手,考量此案诉讼证据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从诉讼证据的角度审视法官自由裁量权。     

西方理欲体验的动态模式——从《疯癫与文明》谈起

疯癫与文明所包含的非理性与理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福柯在其著作《疯癫与文明》中探究的主要课题并逐渐被现当代西方人作为审视西方文化的特有认知模式而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结合《疯癫与文明》所开启的理欲文化认知模式,同时以人的存在自由和疯癫与理性的存在自由为纵向标尺梳理和分析西方自中世纪以来以理性和非理性为核心的文化历史进程,有助于将二者从历史表现、动态交互关系、人文价值等方面进行深刻批判.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解读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先后受基督教神学、黑格尔唯心主义、康德自律论和费尔巴哈观点等的影响,最终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观。马克思反对普遍的道德形式、抽象的道德语言和骗人的道德说教,反对空洞无物的伦理道德研究,道德实践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本质。     

量刑应实行定量与自由裁量并行——以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的修改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由“数额”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不能有效解决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的问题。量刑的一元绝对标准、多元可选择标准和多元并合标准均存在问题。坚持定量与自由裁量并行的双轨制量刑模式，能充分体现量刑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刚性与弹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与量刑公正。运用双轨制量刑时应做到：正确认识情节标准在量刑中的地位；全面考虑各种量刑情节；准确理解不同情节的适用范畴；合理把握不同数额与情节对量刑的加功作用。     

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的两次转变研究

从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个性发展出发,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从理性主义国家观层面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最初显现、到人的类本质全面复归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再到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这一思想本身也经历了从抽象到科学的两次转变过程。这两次转变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是一致的,这样的转变也凸显了马克思哲学内含的伦理意蕴。     

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反思——从公共性重构过程中民间法可能贡献切入

民间法研究已有长足进步但仍无法融进主流法学,理论提升不够是重要的原因。既有的研究由于自我限制于法学的规则思维并假定民间法为既定规则,忽略规则与时代间的互动及可建构性,使得研究陷入迷津。要提升研究的理论层次,有必要将其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出的公共性重构勾连起来并作为时空背景,研究要反映与回应时代内在精神与要求。乡规民约在宋朝产生的逻辑对当下研究有很大启发,民间法研究必须要重构关于法治的思考,并以此反观与提升研究的品味与理论层次,促进民间法功能认识的清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