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上的两权对抗及其消解--以国家对民间融资的法律管制为视角

经济调制权与市场自治权这对矛盾耦合体,是经济法制建构和运行的基础。两者之间既对抗博弈,又存在合作共生的空间。经济制度的设计扭曲和运行偏差,会导致两权对抗的激化,并扼杀社会经济的内在活力。以“孙大午”案和“铁本”案为代表的政府对民间融资行为的法律管制,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内在紧张:以行政监管为主辅以泛化而苛峻的刑罚的管制模式,留给民间自主融资的空间十分狭小;市场自发力量基于生存发展的本能只能选择迂回和规避的策略,最终会在监管风暴中触网。这种对抗反映了监管当局对风险的警惕和体制外力量的防范,深层逻辑则是融资机制的不匹配和风险疏导机制的缺失。调制权和自治权并非是直接的利益对立关系,存在协调与合作的空间,关键在于各自准确定位、划清边界,设置适当的隔离和缓冲机制,强化双向信息反馈和机能调整,同时注意制度创新,实现科学发展下的和谐共进。     

个人所得税税收流失的经济分析

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现行经济发展状况,我国个人所得税应该成为税收收入的主体税种。但现实地看,我国个人所得税运行效果并不理想,没有实现94税制改革确定的基本目标,税收流失严重。为此,应从造成税收流失的主要原因即税制缺位、税制缺陷和征管效率低下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论发展社会公平——关于现阶段改革发展模式的思考

20多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发展实践使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加剧等问题并对我国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必须对“效率优先”的模式进行反思。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于消除社会不公现象,不断发展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社会保障公平。为此,应改行“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发展模式,逐步加大社会公平的政策含量,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平。     

企业融资法律问题研究的新探索--评《中国企业融资法律问题研究》

融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扩大规模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有效途径,是企业发展的基础.由于资金本身即为稀缺资源,加之近年来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融资难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瓶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樊鸿雁副教授与姜南博士所著<中国企业融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一书从法律角度分析了目前我国银行信贷融资、股票融资等十余种融资方式中对企业融资的法律规定、限制以及存在的法律问题,试图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从法律与制度的完善方面构建起一条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途径.     

法律背景下的公司股权融资问题研究

公司发展过程中,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增加投入资金,有助于摆脱资金短缺困境,满足公司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保障公司稳定有序发展。股权融资虽能增加公司总股本,但也会产生一些法律问题,如何有效规避、解决法律问题成为相关领域学者思考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首先概述了公司股权融资的概念、特点及方式;其次分析了公司股权融资的意义;再次分析了公司股权融资的法律问题;最后探讨了公司股权融资法律问题应对策略。     

和谐社会公平与效率关系理论的批判及反思

不同视角下公平、效率的含义并不一致。讨论公平、效率问题必须设定语境,相应的语境下公平与效率才具有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对立统一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均衡,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均衡点,这个均衡点主要取决于情势,而不是取决于理论、伦理。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适时建构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的和谐机制。     

效率视野中的食品召回制度——一种法经济学理论的证成进路

2007年7月26日颁布并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9条首次确立了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食品召回制度为何建制,其存在的根基及其体系的支撑,都需要证成。以"效率"的角度从法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分析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得出结论,食品召回制度对于"外部性"的有效处理,实现了"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良好状态。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嬗变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面临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革命成果的重大刺激和影响。中国的司法权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亟需建构新的理想图景。在法律适用与事实认定上,人工智能将相关关系的思维方式引入裁判决策,通过大数据库实现“同案同判”,并导致司法权从被动行使到主动出场。在司法的公正价值与效率追求上,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带来司法成本的锐减、司法效率的指数级提升、司法公正的重新审视以及裁判主体的智能化建构。在司法的制度规制与技术约束上,信息技术的硬约束将代替司法制度的软规范,可以运用区块链技术升级证人保护制度以及尝试建构审前风险评估制度。     

搭建绿色金融市场的多元支撑体系

构建绿色金融市场是发展绿色产业的基础性举措。2016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出台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发展绿色金融要以市场化为导向,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更有效地抑制污染性投资,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环境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我国四十多年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充分证明,只有建立市场化的绿色金融体系,才能有效解决环境治理相关产业、产品及服务的融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