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保护与相对人授益权的实现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政府行为的道德底线、行政法治化的内容和经济效益的需求,有助于实现授益行政行为的预期目标。信赖保护可以并且应当体现在授益行政行为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比如本着诚信原则作出授益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改变其依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撤销和废止授益行政行为等等。     

“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之关系——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

初创时期的德国行政法借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来建构其核心概念——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因而成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原则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公法上也可以成为实践“依法行政”原则的手段。为了适应扩大诉讼救济范围的需求,行政处分概念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发生分殊,成为行政法上“法的行为”(Rechtsakt)。在社会法治国、行政国家的背景下,行政处分概念出现了向民事法律行为回归、“阶段化行政处分”等新的发展趋势,以克服传统行政作用方式的“僵硬性”。中国的行政法亦创设了类似于行政处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但由于对德国法上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源流关系的疏于整理,在相关的研究中出现了脱离学术传统、随意创设的局面。对这两个概念源流关系的梳理可以对国内相关的研究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论民法上恶意串通行为之效力

我国民法上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之规定,系在前苏联民法立法和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该规定不具体分析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也不区分行为人意思表示之真实与否,这样一项极其含糊的规定,在实践中极易被曲解和误用,其实际效果必然与立法初衷相悖,是一项不合理的规定,故在今后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予取消,对于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之效力,应当斟酌具体情况,加以规定。     

危险驾驶行为刑法规制问题探讨——以醉驾和飙车为例

危险驾驶行为的本质在于驾驶能力低于驾驶任务要求。危险驾驶行为应当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且应当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驾驶入罪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对于参与飙车者应当论以共犯，共同飙车者不需要共犯制度调整。     

俄罗斯车臣伤口再溃疡

如果俄罗斯的政治家有长远目光的话,他们应该继续对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实行怀柔政策,在源头上解决问题,防止一个民族个别人的极端行为升级为俄民众对该民族整体的歧视和排斥。     

查明事实真相严惩诬告行为

基本案情 2004年9月至2006年12月期间，云南省纪委监察厅、省人民检察院多次收到署名“中共某州某部门”、“某州某单位干部职工”反映某州某单位程某某违纪问题的举报信，主要反映程某某在某单位任局长期间失职造成上亿元损失，报销及私领巨额公款，收受巨额金钱物品等违纪违法问题。为此，云南省纪委监察厅对反映程某某的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核实，发现举报失实。2007年3月，云南省纪委安排调查程某某被失实举报一案。     

关于更新管理观念的几点思考

管理观念的更新历来为杰出的管理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把它看作是管理人才与管理人员的重要区别。管理观念在“管理”中占居首席位置,管理观念的落后将导致整个管理系统的落后。更新管理观念会遇到各个方面的阻碍,主要来自于文化的惯性、制度的惯性、利益的惯性、权威的惯性四个方面的阻碍,因而更新管理观念实际上是不同思想观念的正面较量。     

马克思的新哲学观——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

是知性直观地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还是遵循马克思从人的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基本原则,进而深刻理解马克思的新哲学,这是是否真正理解马克思新哲学的关键,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论侦查观念及其理论基础

宏观上的侦查观念主要包括侦查程序意识、侦查诉讼意识和侦查均衡意识。侦查程序意识的理论基础是侦查程序具有独立价值,即其本身应具有公正性、人道性等价值要求,侦查程序具有使侦查结果正当化的作用;侦查诉讼意识的理论基础是明确侦查是一项诉讼性认识活动,区别技术角度和诉讼角度,区分侦查与侦查程序、侦查程序与侦查策略、侦查的技术规则和侦查的程序规则等相关概念;侦查均衡意识的理论基础是侦查活动具有多元价值目标,应对发生冲突的价值目标进行均衡和抉择,当必须作出选择时,应以有利于实现维护法治利益和社会秩序这一根本目的为取舍标准。     

信息网络在反腐倡廉中的应用

网络在深刻影响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同时，也在冲击和改变着传统的反腐倡廉工作方式和手段。随着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件在网络推动下被曝光和处理，网络监督的力量不断显现，网络监督的热情持续高涨。当前，信息技术与反腐倡廉建设的关系已成为值得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