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是启动国家征收的前提也是国家征收制度的核心内容。我国的公共利益法律界定模式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完全的列举模式。实践中,具体的公共利益的界定应由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依法定的符合公共决策规律的程序行使。人大可以通过对土地出让金、财政预算的监督,以及行使《监督法》赋予的对社会重大事项的监督权等方式间接控制行政机关“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司法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界定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应在体制上保障其中立地裁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征收纠纷。     

公务接待立法的社会条件与法律依据探讨

公务接待是公务交际的重要手段,在实际操作中常被一些地方和部门滥用,从而滋生了各种腐败现象。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为我国立法反腐提供了借鉴范本,依法执政目标的提出为公务接待制度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法治环境,公务接待立法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数字化之下的给付行政研究

我国近年通过的《法治政府建设纲要》《远景目标纲要》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提出了数字时代给付行政的基本要求。一方面给付行政必须走数字化的路径,另一方面行政主体在给付行政中要有数字意识。那么,数字化之下如何进行给付行政的制度构建,数字化如何充分体现在给付行政的每一个具体环节之中,就是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应当在给付行政中构建给付职能、服务对象、给付项目、服务储备的相应数据库;通过对应性给付、定量性给付、格式化给付、整体性给付等来拓展行政手段,使之体现区别于传统行政的新的功能和价值。     

先行行为责任人的义务之源——以江歌案民事一审判决为主要考察对象

江歌案中刘暖曦的行为是引发危险的先行行为。在江秋莲诉刘暖曦案中,欲准确适用法律,需要探究先行行为责任人的义务之源。安全保障义务因其主体类型的特定、义务人应承担的补充责任以及义务内容的无法确定而不存在适用的可能;但德国社会交往中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论可以助力于法律论证。《民法典》中的法定救助义务也有被适用的空间,但面临着类推适用存在性质、程度和结果的障碍。对刘暖曦因其先行行为附加注意义务是适宜的,注意义务的核心是对风险应避免而未避免。当我们无法从具体义务中寻找更适宜的义务之源时,注意义务担当了侵权责任中一般条款的功能。刘暖曦的义务或许可以在关系性契约所要求的善意、合作和帮助中寻找到更有力的支撑。     

行政文化评价模型的建构及应用

行政环境的变化,行政体制的改革客观上要求重塑行政文化,使之与行政管理活动相适应。从理论和逻辑上来说,行政文化的评价是行政文化重塑的必要前提。只有评价,才有发现,才有创新。用数学模型来对行政文化进行数量化的分析、评价,有利于更直观、更客观、更全面地反映行政文化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从而更正确地指导行政文化的建设。     

中国股市财富效应的非对称性--S型财富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说明股市财富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股价下跌打压消费支出的效应高于股价上升促进消费支出的效应;股价上升时的正财富效应呈边际递减,股市下跌时的负财富效应呈边际递增,本文首次提出财富效应呈S型特征;利用行为金融学理论对S型财富效应进行充分解释。     

基于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人大预算审查要关注十个变化

财政部2018年8月16日印发《关于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通知》,要求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贯彻实施工作。自2019年1月1日起,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在全国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全面实施。审查与批准政府预算,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职权,也是人大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政府会计制度》重新构建了“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适度分离并相互衔接”的会计核算模式,这是政府会计改革的重大创新。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考

“十一五”规划《建议》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强调加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不久前,省政府在全省政府系统召开改进机关作风、优化服务环境、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大会,要求全体干部要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