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迁运作方式的法律经济学评价及矫治

城市房屋拆迁运作方式包括协议拆迁和行政裁决两种。公共选择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分别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方式的法律经济学根据,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两种运作方式是符合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效率标准"的。我国房屋拆迁实践中的突出矛盾是,当拆迁人发现达成拆迁协议的成本远远大于申请行政裁决的成本时,其就想方设法去贿赂政府官员,优先选择行政裁决,不仅被拆迁人的利益受损,而且变相纵容了拆迁人进行违法拆迁和行政官员的腐败。为此,我们借助法律经济学方法,通过将房屋拆迁划分为商业目的拆迁和公益目的拆迁两类,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为申请行政裁决设置一系列程序;给予当事人充分的司法救济等方式协调矛盾,完善房屋拆迁运作方式。     

论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救济

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强制的一方面,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等重要权利。在强调法治和人权的今天,这些属于公民的重要权利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同时,行政权存在被滥用的危险,行政强制执行中也可能出现不法或不当情形。因此,法律应当对行政强制执行进行有效控制,从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为实现此目的,法律应运用多种调整方法,法律救济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很多行政法治国家,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救济制度都比较完善,并各具特色。对于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我国应当在立法过程中予以关注和参考。鉴于我国目前的法律救济制度存在某些方面的问题和不足,提出相关的立法构想。     

犯罪未遂起点初探

作为未遂起点,着手是界定预备与未遂的重要标准。目前多数国家的刑法将着手定义为实行行为的开始,但德国刑法典认为着手直接处于实行行为之前,将作为罪与非罪界限的未遂起点提前,从立法上降低了起刑点,提高了对人权的保护水平。从这一刑法前沿理论中吸取经验,将有助于我国刑法学界相关领域的研究。     

论故意非真实意思表示

民法以确认和保护自由为己任,而其实现的手段是私法自治。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实现的工具,其基本要素意思表示在民法中的作用和位置便更为凸显。意思与表示有时不一致,而表意人故意为之便是其中的一种。在系统分析表意人故意使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各种形态及其在国外的立法例,并将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虚伪表示的规定与国外的相关规定相比较后,明确指出我国缺乏就游戏表示、心中保留和隐藏行为等行为类型做出相应规范,在通谋虚伪表示方面的规定也存在一定残缺。因此,就上述立法上的缺陷提出在将来的民法典中应如何进行完善的拙见。     

物权公示的性质及价值

对于物权公示究竟是物权权利的公示还是物权变动行为的公示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将有助于确定物权公示制度的内容和范围,界定物权公示制度的概念,确定物权公示制度在物权法中的地位、物权公示是否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以及物权公示的效力。一个完善的物权法体系至少应具备基本的原则、全面的制度及应变的机能。     

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再探究

在一定范围内,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对于界定犯罪和解释相关刑事责任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但其在概念解释方面不够严谨,而且在某些方面与我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务相脱离,同时在思维模式方面也存在难以突破的障碍。因此,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理论,并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中谨慎适用。     

独占控制制度中的结构规制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反垄断法领域,结构规制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是独占控制制度的两种基本类型。根据我国的经济现状,结构规制模式的特点更符合当前反垄断控制的需要,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反垄断立法的完善。     

对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之艰辛探索——以法律文本为对象的初步考察

“合法预期保护”这一概念不是我国法定概念和用语,它来自对两大法系国家学术理论成果的借鉴。在德国法上,“行政信赖（Vertrauensschutz）保护原则”是从涉及撤销违法行政行为的判例中发展起来的,典型的是1956年德国寡妇抚恤金案。[56]联邦行政法院强调,必须在公民信任维持违法行政行为的利益与撤销该行政行为所产生的公共利益之问进行衡量,若公民的信任超过了上述公共利益,那么就不能撤销该行政行为。     

完善我国行政资讯公开制度的立法思考

行政资讯公开制度是以公民知情权为法理根据,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一项必备法律制度。目前,世界上已有很多国家规定公民享有知情权并制定政府资讯公开法或相关法律。而我国当前行政资讯公开制度依然欠缺,有待于加大立法力度,以完善其制度。     

转型期社区居委会建设要处理好四种关系

一、居委会与基层政权的关系 居委会是一个自治组织,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其他机关组织彼此都是独立的主体,没有隶属关系,没有领导和服从关系。根据居委会的性质和职能我们不难看出,居委会的权力来源是社区的居民授权,而不是上级行政机构授权;其权力性质是社区自治权,而非国家公共权力,居委会不是政府系统中的组成机构。居委会是社区居民通过契约方式产生的,它必须代表社区居民普遍的利益和要求。作为社区居民意志的代表性机构,它有义务向政府部门反映和传达居民要求,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