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改革与政府创新笔谈（四篇）——提高危机管理水平 提升政府执政能力

政府是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政府要担当这一历史使命,就要遵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要求,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行政体制。实现政府创新,不断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与管理水平,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刊为此编发下面一组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就行政改革与政府创新进行探讨,力求对行政改革与政府创新有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     

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监听问题

监听的产生和广泛采用,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刑事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有利于打击和惩罚犯罪;另方面它也容易导致国家刑事侦查权力的膨胀和扩张,从而对公民的通讯自由权和隐私权构成威胁,为了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民两大价值目标的协调统一,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都根据本国国情,对监听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在我国,监听在司法实践中同样被广泛使用,但我国法律对监听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因此,监听立法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治安管理处罚中的程序问题分析——兼评《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程序规定

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的过程中,程序上问题曾比较普遍,无论是一般程序还是简易程序都有所表现.其中既有立法的问题,也有执法的问题.立法问题主要表现为立法不完善或过于原则;执法则表现为不遵守程序要求,超越程序权限,或省缺法定程序和对法律规定理解不正确.对上述问题的剖析必然会有助于规范执法实践,也有助于对<治安管理处罚法>法的理解与执行.     

行政奖励的行政法思考

随着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行为表现形式日益多元化,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奖励就属于迥异于传统行政行为方式的新型的、有效的行政行为,是世界各国在丰富政府管理手段、提高政府管理水平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制度性课题。然而,对于行政奖励的行政法研究,目前在我国仍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导致行政奖励的理论严重滞后于现实要求。     

刍议我国侦查启动程序

立案程序一直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讨论的热点。在实践中,作为侦查启动程序的立案程序常以初查和审查为前提,而不具备侦查程序法律属性的初查和审查,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对侦查启动程序的完善应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侦查实践中初查和审查的合理性,从而在立法上加以固定和完善,为侦查启动程序提供法律依据。     

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行政补偿法制的完善

本文讨论了"人权入宪"的含义及其对行政补偿法制发展的影响,私有财产权的理念及其法律保护路径,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与公共利益的界定,我国行政补偿法制发展路向等重大现实课题,提出了判断公共利益的六条标准和行政补偿立法的若干构想,旨在为完善我国行政补偿法制提供参考.     

论公共利益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行政法中的公共利益是由行政法规范限定的、特定时空下的、由行政主体主动捍卫的、体现在行政法运作中的利益,它的法律表现形式主要是公共道德、公共发展权等六个方面,它在行政法中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对行政行为的排斥等四个方面。     

关于刑事错案纠正过程中相关程序问题的思考

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用不当程序纠正错案,不但会影响到错案的纠正,而且会再一次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和法律的尊严,甚至会出现出新的错案。纠正错案,必须遵循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浅论行政人的价值坐标

在现代社会中,行政人是公共领域的特殊群体,行政人的道德价值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因此,行政人应当以公共利益至上作为自己的信仰,自觉地正确对待和有效行使公共权力,以奉献社会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寻租约束下的行政效率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本文通过经济学模型分析考察寻租行为对行政效率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不论是外部寻租行为还是政府部门的内部寻租行为,均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社会产出效率下降、社会效用总量受损;但是,选择一个较大的政府规模虽然会影响全社会产出效率,却不一定引起社会效用损失,因此,我国的行政改革并不需要从压缩行政规模入手,而应当努力遏制寻租,坚持走渐进的行政改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