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调解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以石家庄市为例

2013年9月2日至4日,司法部研究室调研组赴河北省就人民调解工作开展调研。在河北省司法厅、石家庄市司法局相关同志的引领下,调研组先后在石家庄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石家庄市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调解委员会、鹿泉市获鹿镇获鹿司法所、宜安镇宜安司法所、栾城县楼底镇司法所、栾城镇司法所等单位进行了调查研究;参加了由河北省司法厅组织、石家庄市（市、区、县）司法行政系统相关同志参加的关于人民调解工作的座谈会。     

西方发达国家如何推行“大部制”？

日前，全国人大正式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领导人也获得表决通过。以此为标志，我国以大部制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又朝前迈进了坚实一步。     

违法颁发《营业执照》引发的天价国家赔偿案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为鲁山工商局）在行政事务管理中违法行政，致命一煤矿矿主的合法经营权被非法转让，     

如何理解制定地方性法规不能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

为了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地方组织法规定地方性法规只有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才能制定。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对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中已经做出明确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在没有特殊授权的情况下，不能做不同的规定，否则就是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二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中只做原则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可以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做进一步具体规定，只要不违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精神，就不能认为是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     

我国行政诉讼体制是否应实行行政法院模式

<正>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2款规定了我国行政诉讼体制的现行模式: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这种模式既不同于英美法系由普通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模式,也不同于大陆法系专设行政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模式。普通法院模式和行政法院模式各有利弊。一般认为,普通法院模式之利有三:其一,独立性强:至少在形式上不从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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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依法推进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队伍建设、法制化建设和保障能力建设,全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显著成绩。目前,全国共有81.7万个人民调解组织和428万名人民调解员,每年调解各种矛盾纠纷达八九百万件,调解成功率     

变革与发展:学士学位管理面临的挑战

学士学位纠纷近年来屡见不鲜,成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一道难题。对于该类纠纷,牵涉到高校学位管理的性质。如何正确判别学位管理行为,是当前值得研究的课题,这关系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对于此类研究,应基于法律的角度去判别学士学位管理的性质是否是行政委托等。根据国内外的现状,提出高校学位管理行为不是行政行为,而是在学术自治下的内部管理行为这一观点,为学士学位管理改革提供参考。     

哈贝马斯新社会运动理论与马克思社会运动理论的范式比较

哈贝马斯的新社会运动理论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运动理论,两种范式尽管在时代背景、结构根源、运动性质、运动目标、运动主体以及组织和斗争方式上存在显著的区别,但在总体性分析、结构主义路径、资本主义批判、解放主题等方面又有着很强的理论传承和亲缘关系。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社会运动理论范式态度的根源在于他由马克思主义者向左派韦伯主义者的转变,虽然他的新社会运动概念有着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决裂的策略价值,但它同时意味着对社会运动预先进行错误的二分,这会导致一种概念上的束缚。鉴于当代社会运动中“旧政治”和“新政治”的彼此共存,将两种范式的理论解释优势结合起来,建构一种整合的社会运动理论来为当代社会运动提供更好的阐释则成为一种必需。     

行政法理论革新呼唤“最佳行政”

传统行政法理论(如依法行政原则、合法性标准)为行政法治化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但是,传统行政法理论以规制行政和行政救济为主导之定位限制了行政权最大功效的充分发挥并使之呈现僵化之势。行政革新理论针对此提出因应之策,主要包括公私协力理论、行政过程论及行政法律关系论等。在传统理论动力不足和新兴理论能动关照背景之下,"最佳行政"理论呼之欲出。最佳行政理论是指在行政法上,行政活动能够达到最为恰当、最符合行政目的之状态。最佳行政既是一项指导原则(与依法行政相对应),又是一项具体标准(与合法性相对应)。最佳行政理论是为行政权设置缰绳,既防止其脱法,又给予其发挥自主性的空间。     

大数据时代与行政权力运行机制转型

大数据时代,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要完成转型,政府不仅要提供更便捷的公共服务,让公众有效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更要完善行政程序立法,使得政府的角色定位从实体利益的分配者转变为新旧利益博弈的正当程序制度供给者,行政权力运行系统也要突破碎片化的部门执法格局,消除不同部门之间的隐性壁垒,加强行政权力运行系统的整合与协力,还要开放海量政府信息给社会使用,实现政府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