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中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

房屋拆迁案件中误拆等行为主体的推定实质体现出表见代理的适用，显示出行政法领域对表见代理制度的现实需求，不过行政法中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应有别于民事领域。为了平衡公法秩序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行政法中应根据表见代理人不同的行为类型以及相对人的错误信赖程度，来确定代理有效抑或代理无效，但被代理行政机关需要承担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认定表见代理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基于表见代理人行为性质的最终认定结果，相对人可通过行政诉讼使得被代理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表见代理的证明责任问题

关于表见代理的证明责任问题,理论和实务上均有一定争议。从证据调查的角度,善意和无过失存在重大区别,应作为两个独立的构成要件,分别适用证明责任;而被代理人不可归责性,也应作为表见代理的独立构成要件。基于表见代理的规范目的,代理权外观、相对人无过失应作为权利成立要件,由相对人证明;相对人非善意、被代理人不可归责性应作为权利妨碍要件,由被代理人证明。我国表见代理立法没有对代理权外观的来源加以限定,而是直接落脚于“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这一抽象标准。考虑到这一点,《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对表见代理证明责任的调整,有可能进一步降低相对人主张表见代理的难度。     

表见代理司法裁判中法官集体行动逻辑实证研究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各高级法院2014—2021年1 362份判例的实证考察，揭示了表见代理司法裁判中的法官集体行动，具体表现为外观法理泛化适用、构成要件实用认定及判断标准续造修补。集体行动背后的逻辑是裁判者基于多重后果考量而进行能动司法，同时个案判决认知在多个司法交互场域中互相影响和递归，进而演化出司法裁判“自创生系统”。表见代理司法裁判的“切片样本”分析还表明，本土未来的民法解释体系可能会走向日趋成熟的法学理论、“自上而下”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以及“自下而上”的法官集体行动司法造法三方“共治共构”的路径。     

表见代理型骗财案被害人的认定与罪名辨析

基于表见代理而骗财的场合，相对人“得其所欲”，实现了其交易目的，从而未发生财产损失，行为人不成立对相对人的二者间的（合同）诈骗。表见代理人的行为因不符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要素，同时其对财产的占有是通过欺骗手段从相对人处骗得的，行为指向的对象是相对人的财产，而非被代理人的财产，故而不成立职务侵占罪。表见代理人从相对人处受领财产，意味着被代理人对相对人的债权消灭（因而遭受了财产损失），但该债权的消灭并非表见代理人转移了占有的结果，相反，系因表见代理人通过欺骗行为，使得相对人陷于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的结果，所以不成立对被代理人的债权之盗窃。从行为构造上看，表见代理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欺骗相对人，使之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其财产，导致被代理人遭受财产损失，构成三角诈骗。不同于传统的三角诈骗，作为受骗者的相对人虽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只因表见代理制度强制赋予了被代理人承担授权之责的效果，其交付了财产或者承担了民事债务，但未获得相应的对价，因而发生财产损失，构成新型的三角诈骗。     

票据无权代理与越权代理规制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对票据无权代理与越权代理的规制，域外法主要存在二元模式和统一模式，而我国《票据法》第5条第2款采取新二元模式。但此三种规制模式均有一定的缺陷，相关学说调整亦有内在的逻辑障碍。在《民法典》视阈下，票据无权代理不应有狭义无权代理和越权代理之细分，宜将两者一体构造为票据表见代理，从新二元模式转型为新统一模式，由本人而非代理人承担票据责任。票据表见代理的解释论仍须扎根票据行为的要式性、文义性、独立性和无因性等基本原理，故而票据表见代理所保护的第三人仅限于直接相对人，票据表见代理可类推适用于为组织的票据无权代行、票据无权代表，但不得适用于或类推适用于票据伪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