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裁决”的概念有待明确——兼与部分裁决、先行裁决、临时裁决比较

在我国“中间裁决”也已经写进了不少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里,“中间裁决”的案件已不陌生,但各个仲裁委的规则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国《仲裁法》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这样导致同样的一份裁决,在这个仲裁机构被称为“中间裁决”,在另一个仲裁机构可能被冠以“部分裁决”或者“先行裁决”等等,并且在实践中还可能使案件陷入两难境地。本文就此问题抛砖引玉,以期仲裁同仁进一步探讨。     

我国仲裁裁决双重救济制度之检视

对于本国仲裁裁决债务人的救济,我国法律规定了两种救济制度:申请撤销与申请不予执行。禁止债务人先后以相同理由申请两种救济之初衷在于既给予债务人双重救济的保护,又避免其恶意拖延。但是,由于在利益考量逻辑层次上出现了混乱,导致旨在遏制恶意拖延的法律规定贬损了旨在提供双重救济的法律规定,使得双重救济名存实亡。无论从我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还是从世界仲裁法律发达国家的相关做法来看,完善我国本国仲裁裁决债务人救济制度的最有效办法,应是取消不予执行制度,仅保留撤销制度,并缩短撤销的法定申请时限。     

重构公正行政复议程序制度 保障行政复议公正解决行政争议

反司法化定位下的现行行政复议程序过于简化与内部行政化,欠缺程序公正的基本制度要素,不利于公正解决行政争议。要提升行政复议解决行政争议的有效性,必须开展以提升程序公正性为重心的系列公正程序制度改革,将体现程序公正的基本要素引入行政复议中,在行政复议中确立公正程序的各项基本原则,切实保障申请人的各项程序权利,在此基础上完成正当行政复议程序制度重构,具体包括回避制度、复议案件公开审理制度、言词辩论制度、复议决定说明理由制度等。     

行政法官在发展社会政策中的作用

<正>行政法官有一种严重的、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低人一等的情结。①相比于"真正的"法官,他们对自身的地位过度敏感。然而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却使其他法官黯然失色。尽管他们的价值常常受到成本—效益(cost effectiveness)的衡量,但最重要贡献却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方面。②鉴于行政国家的发展,他们已成为政策发展的关键角色。正如伟大智者詹姆斯·兰迪斯(James Landis)所言:"对行     

商标之争——没有赢家的斗争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一纸裁决让加多宝苦心孤诣经营了十数年的王老吉成为了别人的嫁衣,虽然王老吉品牌本就是广药家的姑娘,但是自从广药把抚养权交到加多宝手里,王老吉这十数年来的成长经历,就已经不能用名属谁家所能定论.     

维权保障

处理劳动者诉权的规定应注意哪些问题?处理劳动者诉权的规定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诉讼申请人只能是劳动者,用人单位不能直接提起诉讼。(2)《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劳动者提起诉讼没有法定条件的限制,只规定了劳动者对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就可以提起诉讼。劳动者对诉与不诉有选择权。劳动者认为仲裁裁决对其有利,可以选择仲裁生效;劳动者认为仲裁裁决对其不利,可以继续提起诉讼。(3)诉讼期间是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4)劳动者期满不起诉的,视为放弃诉权,裁决书对劳动者发生法律效力。     

对法国《环境宪章》及其合宪性裁决的解读

2004年法国国会制定了《环境宪章》。2005年宪法修正案将《环境宪章》吸收到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中。2008年宪法修正案引入了法律事后违宪审查机制。2011年法国宪法委员会根据《环境宪章》对两部法律实施了事后违宪审查,首次确认了个人保护环境的宪法责任以及立法机关履行《环境宪章》的宪法义务,明确个人的宪法责任仍然需要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来界定,而立法机关则有直接的义务实施《环境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立法机关的疏忽或不作为将构成违宪。至此,环境权成为一项具有实际法律效力的宪法权利。《环境宪章》与事后违宪审查机制相结合使法国宪法委员会成为了强有力的环境权保障机构。     

世界各国解决岛礁争端的主要模式与启示

岛礁主权争端事关领土主权、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是国际政治领域的世界性难题。如何解决这些争端,是考验各国国家治理能力的试金石。通过梳理发现,世界各国主要通过国际司法解决、政治手段和平解决、搁置争议、军事手段武力解决、全民公决等模式应对岛礁主权争端,这些模式是各国应对海洋岛屿主权争端的常规做法。总结梳理这些做法,对于我国应对和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岛礁争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制度中,存在行政裁决和行政处罚糅杂不清、假种子行政处罚代替品种权行政处罚的现象,影响品种权行政执法功能的发挥。从制度发展的总体走向来看,品种权行政裁决的功能在逐步弱化,而行政处罚日益成为执法重心。理清行政裁决和行政处罚的关系,强化品种权行政处罚制度,明确行政权介入的公共利益门槛,着重打击假冒、套牌等严重损害种业创新和市场秩序的行为,能使行政执法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上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