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裁量的利益沟通方式

在现代社会，行政裁量涉及各种不同利益的博弈、协调和权衡，其实质是一个利益沟通的过程。为实现对行政裁量的法治化治理，有必要在行政正当原则的统领下，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参与、听证和公开的利益沟通方式，并构建新型的契约、磋商、和解、调解等实质性利益沟通方式。     

不确定事实不能作为认定行政裁量限缩的依据

【裁判要旨】推定结论、待批意见等不确定事实不得作为行政裁量限缩的判断依据。原告之诉有理由,且案件事实、证据明确的,才可判决行政机关履行具体内容的法定职责。     

行政诉讼和解的概念解析

在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法学理论的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发展促使人们对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这一原则进行反思。行政诉讼和解基于行政案件的特殊性,既不同于民事诉讼和解,又不同于行政调解,是由三方参与的解决行政案件的司法方法。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社会理念、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诉讼和解的理论基础。     

受贿罪死刑裁量要素之实证分析——以36个省(部)、厅(局)级官员刑事判决为样本

受贿数额大小及是否索贿是判处高官死刑的决定性因素,受贿次数及受贿行为是否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对死刑具有一定的影响。自首、坦白、认罪悔罪、涉案赃款是否退回或被追缴是死缓的决定性因素,立功或者其他酌定从轻情节对死缓具有一定的影响。从判决书内容来看,受贿罪死刑裁量方面主要存在如下缺陷:受贿行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这一量刑要素普遍缺乏证据支持,社会影响是否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是否极大、民愤是否极大等因素较为抽象,容易造成操作上的随意性,案件中反映人身危险性的因素往往重定性,轻定量。上述缺陷导致死刑判决难以精确化和科学化,因此,应及时制定受贿罪死刑的量刑规范,并在死刑判决中加强量刑说理。     

宪法上的人格权

如果说有关私法上的人格权之讨论在近年已近乎白热化,那么宪法中的人格权却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然而,在德、日等国的法制史上,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却曾经先由宪法条文中引出,转而反哺于私法;而倘若忽视宪法上的人格权理论,则不可能完整理解民法上的人格权。从德、日诸国精致丰富的人格权理论观之,人格权内涵中最具特征的当是其概括性,它以保护人格的自主发展为主轴,特别保护隐私权、名誉权和自我决定权等。然而,为了克服其内容上的这种宽泛性和多元性,两国法院也确立了人格权的范围理论和多重审查基准,为人格权的保护和限制划定相对明确的界限。凡此种种,均值得吾人借鉴。     

论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适用

调解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素有东方经验之称,多年来为解决民事纠纷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其适用范围已扩张至刑事公诉案件领域,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却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现行行政诉讼法颁布14年以来,我国行政诉讼的撤诉率逐年上升。本文研究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制度之弊端,分别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居高不下的行政诉讼撤诉率,二是现行法律规定与行政诉讼目的背道而驰;三是合法性审查原则往往流于形式;最后再对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量刑中民意导入机制研究

民意与量刑的纠缠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但近来因两个标志性事件而进入一个新阶段,2008年4月10日,最高院王胜俊院长在与珠海中院法官座谈中公开提出,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是判不判死刑的依据之一;2009年2月17日,河南省高院率先尝试邀请当地民众代表参与死刑二审,并将他们的意见作为合议依据之一,超越单纯的死刑问题     

浅析国际私法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十九世纪以来国际私法在选法原则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本文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起源、演进、在各国立法中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肯定了它在国际私法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对我国涉外民商事立法对这一原则的运用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     

“人本”法学思潮：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新发展——以马克思《巴黎手稿》为基准

“人本”或“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早年法学思想中体现得最为突出的一种法哲学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称《巴黎手稿》）一书中，马克思集中对异化与私有制度进行了一种历史辩证法的批判，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关于“人类自由”与“人本”的思想。     

美国法官责任制度附议

法官制度是法官独立裁判的基石,本文介绍美国法官的责任制度形成的基础,法官的弹劾制度以及法官的其他责任追究形式和程序,学习美国法官责任制度中的优点并用以建立中国的法官责任制度,对正在进行的审判制度改革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