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协议”效力“度”的探讨

婚姻问题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问题,从法律层面看"忠诚协议"的效力并非"非黑即白"那么绝对,符合法定条件和公序良俗的"忠诚契约"无可厚非,在尊重夫妻隐私和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我们要给予忠诚协议充足的弹性空间,由法官根据个案自由裁量。对忠诚效力"度"的衡量才是解决实际问题落脚点所在。     

行政裁量基准的逻辑

行政裁量基准是我国行政法学界近年的一个关注热点,不过学者们的理论观点纷纭,对其褒贬不一。明晰行政裁量基准的内在逻辑是客观公允地体认它的价值的前提。行政裁量基准作为行政裁量的对立概念,形式逻辑上而言,其具有控制行政裁量权滥用的品性。但在实践中,行政裁量基准只能以"织网模式"来控制行政裁量,其运行逻辑又与行政裁量并无二致,只不过加大了规则的密度,缩减了行政裁量的幅度而已。另外,行政裁量基准在遵从法律的表象下,实质上是以"命令模式"驱动的,属于行政权的自我从善,难以受到其他权力的有效制约,导致其适用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     

资本

全球最大养老基金GPIF调整投资策略 4月5日，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PIF）开始改变其投资策略．改变被动型股票投资的基准指数．并起用了几位新人担任投资经理。GPIF掌管着129万亿日元（约合12万亿美元）的资产。自去年以来．安倍政府不断向该基金施压，要求GPIF投资将更多的资产配置在日本股市上，以期能够提振日本经济并帮助日本摆脱通缩问题。     

读懂司法之内的正义——五月花人身伤害赔偿案新解

原告李萍、龚念夫妇二人带着8岁的儿子龚硕皓,与朋友到五月花餐厅用餐时,旁边的"福特"包房在服务员开启伪装成酒盒的爆炸物时发生爆炸,龚硕皓经抢救无效死亡,李萍伤愈后被评定为二级残疾。据此,夫妻起诉要求五月花公司赔偿403万元。一审认定五月花公司不构成违约和侵权,不能因此承担民事责任。二审判决五月花餐厅赔偿李萍、龚念30万人民币。为何在业已明确侵权责任、违约责任不成立情况下,赔偿责任依旧存在?本文欲真实地重温法院的判决思路,审慎挖掘法官判决的出发点,从中寻找到司法之内的正义如何实现。     

平等规范的审查标准与立法者的裁量余地——以德美两国为例

无论在大陆法系的德国,还是英美法系的美国,平等规范都是司法审查最为借重的依据之一。但是,由于平等规范与其它宪法规范相比更为抽象和空洞,它的具体适用问题也更显复杂。实践中,德美两国各自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审查标准去适应“平等”判断的要求。由于立法者的裁量余地是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它构成了贯穿平等规范审查标准理论发展的一条线索,是从理论上澄清平等原则审查标准之原委所不可逾越的部分。因此,有必要从立法者的裁量余地入手,对德美两国的不同审查标准进行比较分析,借助“原则”理论,从立法者裁量余地变化的原因的角度,对审查标准背后的运作机理进行解读。     

刑期折抵的理论定位

在现代刑法中,刑期折抵不只是一个法律规定,而且是一种现代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相对于所处法律关系的不同,可有不同的理论定位。其中,从羁押折抵刑期的本质来看,其立法设置旨在救济未决羁押之正当性瑕疵,是刑事实体救济制度;从罪刑关系运行所处时间阶段来看,其司法适用需要审判裁量,是刑罚裁量制度;从适用的法律后果来看,其司法适用导致刑罚执行权的部分甚至全部消灭,是刑罚消灭制度。     

行政裁量研究范式之述评

通过对中外行政裁量研究成果的比较考察，可以看出行政裁量的研究呈现出偏重于概念、以司法审查为中心、类型化、以行政机关为中心及法社会学等五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范式。对有关各种研究范式形成过程及主要思想的整理分析，能够推进行政裁量研究的不断深入。     

量刑原理探究

量刑作为一种法官就具体案件来裁决具体刑罚的司法活动,是受一定刑罚观支配的.近代以降,欧美刑罚观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嬗变过程.当下,我国主流刑罚观认为,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可以说.这一观点有失偏颇,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量刑表现为一个以终级抽象到终级具体的过程.为了实现我国量刑程序的正当化,需要从三方面进行完善,即量刑程序的分立、量刑建议的制度化和刑事裁决书对量刑的说理.     

关于依法治税与自由裁量的思考

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具体体现。依法活税要求税收的征纳工作必须按照统一的税收法律法规进行, 但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我国,面对为数众多的纳税人和灵活多变的应税经济现象,应给予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一 定的自由裁量权,要正确处理依治税与税收的自由裁量权的对立统一关系。     

论宏观调控立法的理论基础和法律渊源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要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为了适应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需要,本文从宏观调控立法的基本内涵、宏观调控立法的理论基础以及法律渊源等方面,对宏观调控立法的客观必然性和存在现状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立法,必须充分认识其产生与存在的经济学、法学思想理论基础及其历史发展进程,并应结合我国的现实经济状况,制定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法律,以期使我国的宏观调控立法更加规范、科学,使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不断加强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