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我国刑法中的死罪

我国刑事立法中不存在轻罪、重罪的明确划分，“死罪”也只是对立法与司法实践中适用死刑的犯罪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与概括。在理论研究上，一方面主要地是从刑事政策、刑罚适用的意义、角度上研究死刑的立法与司法裁量问题，只是在死刑的适用范围上涉及到“死刑罪名”，在死刑的限制与扩张的争论中探讨死刑罪名削减与增加。     

对行政自由裁量概念的再思考

为了弄清行政自由裁量的概念,我们必须首先简短地讨论一下在西方法律文献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哈特和赛克斯。德沃金对裁量的定义,特别是伽利根对行政裁量的理论分析模型,关注上述学说的合理性和理论缺陷,然后,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寻求对这个概念的较为妥当的把握。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行政自由裁量的核心是选择行为方式（包括作为、不作为以及怎样作为）的自由,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虽然有着某种选择的余地,但却不是我们所说的行政自由裁量。     

刑罚裁量根据的理论与实践

刑罚裁量根据直接影响、决定刑罚的具体适用,它是一个国家刑法的阶级本质、刑罚目的的体现,也是刑罚裁量有否科学性及其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刑罚裁量根据及其理论不可能相同于历史上的擅断主义、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折衷主义等,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性质和目的及刑事立法与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并反过来指导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刑事司法活动。     

贪污罪量刑基准体系的构建及回归分析

应当根据刑法规定,通过贪污罪的犯罪结果与处刑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贪污罪的处刑实践,并依此建立了贪污罪的量刑基准体系,以准确确定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量,这样,可以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个体之间对贪污罪行为处刑的差异。     

行政裁量的平衡功能

在行政管理中，通过运用行政裁量权，可以使相互冲突的价值达到某种平衡。具体说来，行政裁量的平衡功能主要表现在：行政行为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平衡；保护公共利益与维护私人利益的平衡；追求公正与提高效率的平衡。     

“感情投资”型受贿中“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司法认定

“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规制“感情投资”型受贿行为提供了规范依据。据此,构成“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必须具备入罪三要件。虚化乃至消解“可能影响职权行使”这一实质要件的理论观点与实务做法,其结果导向只能是已被立法者所摈弃的“收受礼金罪”。“可能影响职权行使”这一构成要件表明了“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是具体危险犯。基于体系解释与司法适用的协调,“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司法认定,应当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具体的请托事项为基准。     

试论我国警察在执法中使用武力存在的问题及规范

近年来,暴力抗法、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人民警察作为国家安全的保卫者、法律的执行者需要及时采取行动,现场情况到达一定危险程度时,人民警察就要使用武力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但人民警察使用武力的行为不可避免的会对人民的私权利进行侵害,因此对于人民警察在行使武力执法权制止违法犯罪嫌疑人时的条件具有严格的规定[1]。该文对人民警察运用武力行使执法权时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的探讨,有利于协调人民警察使用公权力与人民的私权利在冲突时的利益平衡关系。     

上级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管辖裁量权扩大的挑战及其纾解——以中级人民法院为考察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诉讼管辖作出了重大变革,赋予上级人民法院相当大的一审行政案件管辖配置裁量权。上级人民法院在积极有效运用管辖裁量的同时,也存在怠于裁量、滥用裁量的可能,也可能作出不公正裁量。为此,我们应科学合理地裁量指定管辖、提级审理抑或原法院管辖,并且通过赋予当事人管辖裁量听审权,建立完善的管辖裁量复议制度,切实发挥上级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管辖裁量的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