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有资产运营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法律思考

本文立足经济行政法视角,通过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性质、三种国有资产的运营特点、地方政府行为的性质及其越轨行为等展开渐次深入的法律分析,力图对国有资产运营过程的地方政府行为形成一个科学、系统的认识,并为其价值判断提出有效的理论依据.     

论责任主义视角下我国数额犯罪的刑罚裁量

责任主义的刑罚观认为责任的轻重决定刑罚的程度和份量,责任的轻重取决于违法性的程度和有责性的大小.行为的客观危害只有在能够归属于行为人的主体可谴责性范围内时才能影响到刑罚的裁量.数额犯罪中的犯罪数额情节必须在能够全部融入对行为主体的非难时才能成为法官裁量刑罚的依据,行为人主观上对犯罪数额的认识偏差和意志因素内自我不可控制部分由于并不能自动表明行为人对社会规范的蔑视态度,因而在刑罚裁量时应当作为酌定情节予以从轻考虑.     

论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以法治政府的建立为视角

裁量权基准制度的建立，在我国法治政府建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严格规则主义不利于实现行政目的，也不利于行政的实质正义，不能实现行政效率，不利于法治政府的真正建立。在建立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同时，还需要完善行政责任制度、行政裁量说明理由制度、行政裁量先例制度、行政栽量公开制度与行政裁量基准例外制度。     

大众舆论与刑事裁量的关系构建

由于大众舆论给司法量刑带来了诸多挑战，因此有必要在大众舆论和刑事裁量之间建立一套有效的互动机制，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缓和两者的矛盾。     

一般化与类型化相结合的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的一般化表现为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作为高高在上的民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因其要统摄民法之全局,贯穿于民事立法与适用,科学证明涵盖面越大的原则,越发得抽象,但是,抽象性使得其不能直接被法院作为判案依据,且一般化的诚信原则的授权功能使得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为解决诚信原则一般化所带来的问题,应将诚信原则在不同民法领域、不同法律行为模式下的不同诚信义务加以分析,使之固定化,成为类型化、具体化的诚信原则,且在适用时,应坚持类型化的诚信原则优于一般化的诚信原则,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从而最终形成了一般化与类型化相结合的诚信原则体系。     

论行政执法裁量的范围

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范围是行政裁量本体论研究的重要部分,对其的科学认识是合理规制自由裁量权的逻辑前提。裁量范围的认定与对裁量本质的认识有关。行政裁量的本质并非不受司法严格审查,而是缺乏明确标准和规则之下的主观判断。以此本质为标准考察行政执法的过程,在调查和认定事实、解释和确定法定事实要件的内容、函摄、确定法律后果、执行和行政程序事项的选择等六个阶段或方面都存在裁量的空间,区别只是大小不同而已。规范分析的方法应当是判断行政执法人员在具体情形之下是否享有裁量权的科学方法。     

论“同案不同判”问题的解决方法

出于多种原因,同案不同判现象在实践中广泛存在,对法律适用人人平等原则带来消极影响。针对同案同判的公民平等诉求与同案不同判的不可避免之间的矛盾,本文试从量刑基准、指导性案例、法官操作与培训等三个方面提出方法,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贡献。     

自由裁量论研究——以德沃金自然法学和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中的自由裁量论为视角

在法官造法意义上的“自由裁量论”争论中，德沃金认为司法过程实际是法官们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依法行使自由裁量践行裁判，反对法官造法意义上的“自由裁量论”。所有的法律实证主义者都同意法官造法意义上的“自由裁量论”，基于对法律效力的渊源类判准和内容类判准的不同理论主张，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与排他性实证主义法学在此种“自由裁量论”适用空间上也存在着极大差异，渊源类判准及内容类判准适用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不同适用空间也是包容性与排他性实证主义法学的理论分野所在。     

刑事和解的实证分析与辩证考量

近两年来我一直在做刑事和解方面的课题,在五六个省做这方面的调研。刑事和解本质上不是对刑事部分的和解,而是当事人双方对民事部分包括劳务、赔偿、赔礼道歉和公益性劳动等达成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情况、赔偿情况和被害人的态度等对刑事部分     

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

本文通过对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存在的原因、存在的形式、通过详细分析找出应该采取的对策,以期对相关司法实务的开展和学术研究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