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公诉裁量制度比较研究

公诉裁量在刑事诉讼流程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能否进入审判程序,因而对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具有重大意义.在我国当前一国两制三法域的司法框架下,三地区公诉裁量权在内涵、主体、原则、范围和制约机制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必定导致三地互涉案件在起诉裁量进而在裁判结果上甚为悬殊,这对犯罪嫌疑人个人不公平,对三地的司法协作也存在消极影响.因此,应借鉴香港和澳门的经验,从适用范围、裁量类型等方面调整和完善大陆地区的公诉裁量制度,实现公诉的节制.     

论公诉裁量中的公共利益衡量

公诉的性质、检察机关的职能决定了公共利益衡量是现代各国检察机关进行公诉裁量时应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共利益衡量的适用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刑事诉讼中的公共利益包括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以及被害人和被告人利益等因素 ,在进行公诉裁量时应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对各种利益进行衡量。我国的公诉裁量应体现和遵守公共利益原则。     

著作权法中电影作品的界定及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以中日著作权法制度为中心

电影作品同小说、绘画、音乐等文学艺术作品一起成为一些国际公约的保护对象,并受各国著作权法保护,但由于各国国内有关部门对电影作品的界定和流通习惯等不同,对电影作品的法律规定也不尽相同。随着各国电影文化交流的日益活跃,了解国际公约和相关国家对电影作品的保护,将有利于我国的电影作品的传播并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了相关国际条约对电影作品的规定,同时通过比较中日著作权法中电影作品的相关规定的异同,对电影作品的界定及其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进行了探讨。     

论检察权的独立性

检察权的独立性存在障碍性因素,由宪法对检察权的独立性加以规定是必要和合理的。检察权的独立性有外部独立与内部独立两个方面,内部独立涉及检察官与检察长之间的关系。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有其相对性,必须要处理好其与执政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     

量刑基准论

量刑基准的合理确定,是量刑公正的基础和关键。量刑基准客观地存在于经验型法官的潜意识之中。量刑基准包含基准事实和基准刑两方面。在确定量刑基准时,应该先确定量刑基准的基准事实,后寻找基准事实对应的基准刑。为调和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性与宏观上量刑的相对统一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应当同时构建由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个罪基准事实、由地方各级法院确定基准刑并逐级备案的量刑平衡机制。     

论行政裁量及其法律控制

行政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对于它的控制可以说就是现代行政法的发展之路。但是我们对行政裁量进行研究的时候不难发现,我们一方面需要行政裁量,要求政府为我们每个人提供足够多的服务;另一个方面,我们又对它充满了怀疑,希望严格控制它。对于这个难题的研究颇有意义,本文正是从此入手,希望能够提出有用的见解。     

论职务犯罪中的特别自首制度

职务犯罪存在相对独立的特别自首制度 ,这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通例 ,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现行刑事立法。我国现行刑法典应将职务犯罪的特别自首制度定性为独立自首制度类型。在职务犯罪的特别自首制度与其他自首类型竞合的情况下 ,应选择适用总则或分则的规定     

论政府自由裁量及其立法控制

正视政府自由裁量权的双面性 ,在政府法制改革中 ,加强对政府自由裁量的监控 ,限制和消除其消极影响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首先分析了政府自由裁量的含义及其不同层面的表现 ,指出监控政府自由裁量必须从自由裁量权的产生过程开始 :立法应当明确授权政府自由裁量的目的、对自由裁量权作出适时和适度的安排、明确自由裁量的程序要求及相应的责任制度 ,同时应当发挥政府在制定自由裁量权行使细则方面的作用。     

政府的权力边界就是法律法规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准确规定行政裁量权基准内容,依法合理细化具体情节、量化罚款幅度,坚决避免乱罚款,严格禁止以罚款进行创收,严格禁止以罚款数额进行排名或者作为绩效考核的指标。一个多月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就深化“放管服”改革谈到规范权力运行的问题。他强调,“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压缩自由裁量空间,避免执法畸轻畸重”,“政府的权力边界就是法律法规,有权不能任性”。     

行政协调中的裁量规制

行政协调是在现有体制格局下,不改变行政机关自身功能、不改变结构性因素的基础之上,通过内部协商,追求公共行政一体化,构建整体政府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是对整体政府理论的贯彻与体现。行政协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裁量权运用的过程,必须要考虑政策、公共利益、合理性等多种要素,在协调中实现个案正义。为规制行政协调中裁量权,应实行专业规范、法律规范、信息规范三种方式,具体表现为专家咨询、行政协调指南以及信息共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