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通运输执法裁量基准的区域协同——以甘、宁两地为例

甘肃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两地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将会带来交通运输执法的地域不平等、执法效应不理想、不利于对行政裁量进行有效规制等负面影响。对此,可以考虑借鉴行政协同治理、统一公法学理论以及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程序的统一化主张并吸收区域行政协议的研究成果以论证行政裁量区域协同的可能性,来消除执法裁量地域差异的消极影响,以期达成有效规制行政裁量权、促进执法平等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目标。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中国式扶贫机制研究

当前中国式扶贫机制的碎片化问题十分严重,该问题给扶贫效果和脱贫目标的实现造成了阻碍,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摆脱扶贫机制的碎片化困境提供理论支撑,其在解释中国式扶贫问题上具有高度的适用性。中国式扶贫机制中的碎片化难题凸显,构建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协同扶贫机制势在必行。     

现代公司法务的核心商业价值构建

风险控制、竞争超越和增值经营三大要素构成了现代公司法务的核心商业价值。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公司律师（In-house lawyer）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公司法务部门应成为全面参与公司各个流程和决策的风险控制中心     

进一步扩大公共大数据融合开放

建立健全与首都功能相适应的创新型现代服务业体系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北京提出的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加快北京高精尖经济结构形成,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数据信息是支撑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要素。如何充分利用北京在政务、交通、医疗、教育、互联网等领域积累的丰富的大数据资源,推动北京市公共大数据融合开放,在现代数据信息服务业培育新龙头、激发新业态、激活新动能,促进首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北京市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协同发展研究

养老服务业协同发展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深层次融合,保障老年人养老权益的实现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互补关系,且三地政府也注重在养老服务领域开展合作。但当前的合作中存在着发展水平较低、制度间协调不足和专门合作机制缺位等问题。在协同发展理论指导下,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合作的重点是打破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此建议制定协同发展规划、创新协同治理机制、提升养老服务法治化水平和加强新兴养老服务领域合作。     

“多次违法行为”入罪之思考——以多次非法行医为视角

我国法律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应当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种将多次行政处罚后再实施违法的行为纳入刑事犯罪构成要件或者说作为罪量要素的定罪模式是合理的,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但为了防止刑事制裁范围的肆意扩大,应从违法主体、违法程序及违法次数上对"非法行医被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非法行医"入罪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实现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的有机统一。     

论“知假买假”行为的反契约性及其克服

对法律实践中存在的“知假买假”现象,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惩罚性赔偿时其是否适用,包括是否赋予“知假买假”者以消费者地位,其打假行为是否具有价值正当性的争论之中.但是,忽视这种行为的反契约性及其折射出的社会风险,必然怠于反思正当的规制路径.本文认为,应当以剖析假冒伪劣产品存续的时空条件为基础,确定政府、“知假买假”者和消费者在制假售假社会防治网络中的合理地位,以实现社会风险防控和契约精神捍卫的共同目标.     

让南水北调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态源

<正>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是大景观环境质量的标志指示,只有恢复了河流生态系统,补了网、连了线,京津冀才能说环境初治。南水北调的契机,实是京津冀发奋修复环境之时,生态系统一旦被破坏,后患无穷,恢复亦非朝夕之功可为。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从论证规划到设计施工历时半个多世纪,铭刻着党中央几代领导人的接力探索,凝结着几十万水利工作者的心血智慧,承载着亿万中华儿女的热忱期盼。这     

改革,向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正>2013年中央提出,作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这既是对中关村实现跨越发展的期望,更是对其带领中国转型到以创新驱动和技术驱动为主的发展模式的战略要求。